★音乐时代【2】《我来剥摇滚的皮 》2002/12/11更新
2002-12-05 15:28 | never
【注：转帖】
我来剥摇滚的皮
张翼飞
这真让我尴尬，有些说不得的话又不得不说，说不得是因为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不得不说是因为自己已经被逼上了绝路。不管有多少人还在高呼我爱摇滚的口号，不管有多少人还在叫嚷我是摇滚的妄语，我却看到很多的摇滚者开始反思，开始走向另一条道路。的确，摇滚为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带来了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就像今天听来，曾经振奋人心的SLAUGHTER的歌听起来也就只是电声乐队伴奏的小虎队，摇滚乐队随即也变成了电声小乐队，开始为农民服务了。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话就是检验摇滚的唯一准绳。真话不等于真理，这是显而易见的。实话经常充满了苦味，说实话的人下场普遍很惨，所以我们从小就学会了欺骗，学会了互相留面子，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捅我一下，我回你个耳光。摇滚真的很伟大吗？这本不应是今天探讨的问题，我想谈谈我自己，我将我的摇滚分为了三个阶段——伟摇滚时代（1990-1994）、痿摇滚时代（1995-1997）和伪摇滚时代（1998-2000）。这个简单的划分基本就是我的心路里程。
伟摇滚时代是我的摇滚时代的开始，那时我基本就是个孩子，天真的以为摇滚乐可以拯救我自己，可以改变世界，随时准备将一腔热血奉献，现在回想起来也并没有什么后悔，这也许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我疯狂地练着吉他，妄想着用吉他将地球抬起，吉他断了，我累倒了，这个梦想破灭了。正如徐特立的晚年笔记中写道：与其少年老成，不如少年荒唐。
痿摇滚时代特征首先在于自己的摇滚没有了什么方向性，其次是这段时间内并不是没有中国摇滚可听，只是没有可听的中国摇滚，三年间国内基本没什么像样的摇滚唱片问世，竟然还有中国摇滚史上最令人作呕的《告别的摇滚》拼盘，从这盘带子里就可看出打着中国摇滚幌子的首都摇滚已经痿到了何种程度。曾经有诗人说中国男人越来越像蔡国庆，可这时的摇滚也越来越像蔡国庆，难怪鲁迅在1925年填写《青年必读书》时，写下了“少看中国书”，现在让他老人家写，一定会加上“少听中国歌”。永垂不朽的COBAIN已经死了，他开始活在中国的乐迷的床头。COBAIN是伟大的，可他是为自己而死的，不是为摇滚而死的，中国人往往忽视这一点——他是自私的。所以崇拜COBAIN和崇尚摇滚是两码事。
老房失火将更加不可收拾。在钱钟书的这句话中我迎来了伪摇滚时代。朋克的出场像给本就瘫痪的中国摇滚进行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摇滚的内容变成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空口号，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仿佛成了朋克们的座右铭。摇滚的皮也被慢慢地剥了下来，里面不是血淋淋，而是油乎乎或干巴巴。我原以它是由年轻的血肉构成的，我错了！经过了大跃进、文革、下海、下岗的中国人已经对理想不再抱什么大的希望了，换而代之的是现实，也只有现实。伊沙多年前就说过：“八年前你请我去瞧崔健演出，我会理解你在请我喝酒（而且是二锅头），今天你若请我去看摇滚，我绝对认为你是在请我喝茶。（外加洗桑拿）”我也颇有同感，我总希望摇滚现场给人感觉像进了坟场（中国历代文人的经典作品多与坟有关，包括鲁迅），可现在的摇滚现场的确就是一个舞场。我看到摆头狂燥的歌迷们（多为互相捧场），要么就是油肚肥肠的老板们，反而越是好的摇滚演出越是门庭冷落鞍马稀。
忽如一夜春风来，重型音乐遍地开。世纪末，中国地下音乐崇尚起几年前就已经红了发紫的“RATM”，就像发现了伟哥。不可救药不要紧，可这让我感觉到是无药可救了，痿摇滚需要他来装装门面，不痿的人是不需要补药的，更别说蘸了人血的馒头，他需要的是炸药。
李敖曾经把国文分为三类：放狗屁、狗放屁和放屁狗，此分法对中国摇滚同样有效，于是神州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大量钓鱼不行，浑水摸鱼倒不错的乐队，试问：现在有多少地区是个空壳？我不无悲痛的告诉各位，许多去北京发展的乐手都已经变成北京人了。中国的摇滚乐自九十年代中期普遍更名为新音乐，这是个令我头疼的名称，让我又联想起王先谦的那句话：“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时，以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依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所以盘古的《狗屁新音乐》的歌名我十分喜欢，可内容实在不敢恭维。所有的艺术都在被所谓的创新强奸，毕加索说艺术没有创新只有变化，虽说他的话不可全信。
我们的教科书里说中国历史是一部人民的反抗史，69年冤死的王亚南教授说中国历史是一部贪污史，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史，近日忽听人言：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朋克史，就连老Ｘ也是一朋克，我不禁感叹此君又把厚黑扩大化了。愤怒出诗人？愤怒出历史？愤怒出摇滚？朋克也只是一种心理状态，不要在贬低它的同时无意得把它伟大化了。李敖在竞选台湾总统时发表过演说：“连战是软弱的，陈水扁是危险的，我李敖是伟大的，你们会选伟大的吗？”的确，政治虽永没有伟大可言，可再伟大的与政治相比都会显得渺小，这是个怪圈。众多的北京朋克和现居广州的盘古就陷入这个怪圈，他们妄图用政治POP来强化朋克形象，美其名曰这是中国式的朋克，其实质无非是不服务、不配合、不高兴，为平民而歌只是一块广告招牌，扇别人耳光经常会打在自己脸上。
朋克已经不再是一种文化意识，在中国它变成了文化策略。任何事情到了中国都会变味，“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希腊就这样变成了罗马。”（引自《日瓦格医生》）
此时对摇滚并不了解的人做了乐迷，对摇滚有点了解的人做了乐手，对摇滚一知半解的人做了乐评，剩下的人基本都回家种地了，可我现在还在这品头论足。放弃阵地并不意味着失败，坚守阵地并不是最后的胜利，我们选择了转移阵地。现在的摇滚圈应该变攻击他人为反省自身，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可我们光顾着知彼，却忘了知己这一先决条件。
青年就是为反叛而生的，这是正常现象，就像老人应当稳重一样。加缪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企图实现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所以朋克自身的思想就是个驳论。这让人想起了两位人物：竞选台湾总统的李敖。他年轻时是因为偏激的笔杆而由大作家成为了大坐牢家，克林顿六十年代时也是大学中活跃的叛逆的反政府主义者，他们的经历何曾得相似。不要相信叛逆，因为叛逆的根本就不牢固。你可以叛逆，可当这座墙倒下时，也不必惶惶不可终日。叛逆本身就是虚伪的，摇滚本身也是虚伪的，很多中国人就这样矛盾的做着摇滚乐，做着矛盾的摇滚乐。
这几年摇滚工作者的嘴皮子磨薄了一层又一层，但还不是要么不动手要么不太动手。其实，音乐和思想应是并重的，偏激了反而画虎不成反类犬，由野生成了畜牲。劝某些摇滚乐手多谈人性、少发兽性，多些个性、少交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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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剥摇滚的皮
张翼飞
这真让我尴尬，有些说不得的话又不得不说，说不得是因为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不得不说是因为自己已经被逼上了绝路。不管有多少人还在高呼我爱摇滚的口号，不管有多少人还在叫嚷我是摇滚的妄语，我却看到很多的摇滚者开始反思，开始走向另一条道路。的确，摇滚为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带来了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就像今天听来，曾经振奋人心的SLAUGHTER的歌听起来也就只是电声乐队伴奏的小虎队，摇滚乐队随即也变成了电声小乐队，开始为农民服务了。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话就是检验摇滚的唯一准绳。真话不等于真理，这是显而易见的。实话经常充满了苦味，说实话的人下场普遍很惨，所以我们从小就学会了欺骗，学会了互相留面子，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捅我一下，我回你个耳光。摇滚真的很伟大吗？这本不应是今天探讨的问题，我想谈谈我自己，我将我的摇滚分为了三个阶段——伟摇滚时代（1990-1994）、痿摇滚时代（1995-1997）和伪摇滚时代（1998-2000）。这个简单的划分基本就是我的心路里程。
伟摇滚时代是我的摇滚时代的开始，那时我基本就是个孩子，天真的以为摇滚乐可以拯救我自己，可以改变世界，随时准备将一腔热血奉献，现在回想起来也并没有什么后悔，这也许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我疯狂地练着吉他，妄想着用吉他将地球抬起，吉他断了，我累倒了，这个梦想破灭了。正如徐特立的晚年笔记中写道：与其少年老成，不如少年荒唐。
痿摇滚时代特征首先在于自己的摇滚没有了什么方向性，其次是这段时间内并不是没有中国摇滚可听，只是没有可听的中国摇滚，三年间国内基本没什么像样的摇滚唱片问世，竟然还有中国摇滚史上最令人作呕的《告别的摇滚》拼盘，从这盘带子里就可看出打着中国摇滚幌子的首都摇滚已经痿到了何种程度。曾经有诗人说中国男人越来越像蔡国庆，可这时的摇滚也越来越像蔡国庆，难怪鲁迅在1925年填写《青年必读书》时，写下了“少看中国书”，现在让他老人家写，一定会加上“少听中国歌”。永垂不朽的COBAIN已经死了，他开始活在中国的乐迷的床头。COBAIN是伟大的，可他是为自己而死的，不是为摇滚而死的，中国人往往忽视这一点——他是自私的。所以崇拜COBAIN和崇尚摇滚是两码事。
老房失火将更加不可收拾。在钱钟书的这句话中我迎来了伪摇滚时代。朋克的出场像给本就瘫痪的中国摇滚进行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摇滚的内容变成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空口号，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仿佛成了朋克们的座右铭。摇滚的皮也被慢慢地剥了下来，里面不是血淋淋，而是油乎乎或干巴巴。我原以它是由年轻的血肉构成的，我错了！经过了大跃进、文革、下海、下岗的中国人已经对理想不再抱什么大的希望了，换而代之的是现实，也只有现实。伊沙多年前就说过：“八年前你请我去瞧崔健演出，我会理解你在请我喝酒（而且是二锅头），今天你若请我去看摇滚，我绝对认为你是在请我喝茶。（外加洗桑拿）”我也颇有同感，我总希望摇滚现场给人感觉像进了坟场（中国历代文人的经典作品多与坟有关，包括鲁迅），可现在的摇滚现场的确就是一个舞场。我看到摆头狂燥的歌迷们（多为互相捧场），要么就是油肚肥肠的老板们，反而越是好的摇滚演出越是门庭冷落鞍马稀。
忽如一夜春风来，重型音乐遍地开。世纪末，中国地下音乐崇尚起几年前就已经红了发紫的“RATM”，就像发现了伟哥。不可救药不要紧，可这让我感觉到是无药可救了，痿摇滚需要他来装装门面，不痿的人是不需要补药的，更别说蘸了人血的馒头，他需要的是炸药。
李敖曾经把国文分为三类：放狗屁、狗放屁和放屁狗，此分法对中国摇滚同样有效，于是神州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大量钓鱼不行，浑水摸鱼倒不错的乐队，试问：现在有多少地区是个空壳？我不无悲痛的告诉各位，许多去北京发展的乐手都已经变成北京人了。中国的摇滚乐自九十年代中期普遍更名为新音乐，这是个令我头疼的名称，让我又联想起王先谦的那句话：“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时，以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依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所以盘古的《狗屁新音乐》的歌名我十分喜欢，可内容实在不敢恭维。所有的艺术都在被所谓的创新强奸，毕加索说艺术没有创新只有变化，虽说他的话不可全信。
我们的教科书里说中国历史是一部人民的反抗史，69年冤死的王亚南教授说中国历史是一部贪污史，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史，近日忽听人言：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朋克史，就连老Ｘ也是一朋克，我不禁感叹此君又把厚黑扩大化了。愤怒出诗人？愤怒出历史？愤怒出摇滚？朋克也只是一种心理状态，不要在贬低它的同时无意得把它伟大化了。李敖在竞选台湾总统时发表过演说：“连战是软弱的，陈水扁是危险的，我李敖是伟大的，你们会选伟大的吗？”的确，政治虽永没有伟大可言，可再伟大的与政治相比都会显得渺小，这是个怪圈。众多的北京朋克和现居广州的盘古就陷入这个怪圈，他们妄图用政治POP来强化朋克形象，美其名曰这是中国式的朋克，其实质无非是不服务、不配合、不高兴，为平民而歌只是一块广告招牌，扇别人耳光经常会打在自己脸上。
朋克已经不再是一种文化意识，在中国它变成了文化策略。任何事情到了中国都会变味，“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希腊就这样变成了罗马。”（引自《日瓦格医生》）
此时对摇滚并不了解的人做了乐迷，对摇滚有点了解的人做了乐手，对摇滚一知半解的人做了乐评，剩下的人基本都回家种地了，可我现在还在这品头论足。放弃阵地并不意味着失败，坚守阵地并不是最后的胜利，我们选择了转移阵地。现在的摇滚圈应该变攻击他人为反省自身，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可我们光顾着知彼，却忘了知己这一先决条件。
青年就是为反叛而生的，这是正常现象，就像老人应当稳重一样。加缪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企图实现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所以朋克自身的思想就是个驳论。这让人想起了两位人物：竞选台湾总统的李敖。他年轻时是因为偏激的笔杆而由大作家成为了大坐牢家，克林顿六十年代时也是大学中活跃的叛逆的反政府主义者，他们的经历何曾得相似。不要相信叛逆，因为叛逆的根本就不牢固。你可以叛逆，可当这座墙倒下时，也不必惶惶不可终日。叛逆本身就是虚伪的，摇滚本身也是虚伪的，很多中国人就这样矛盾的做着摇滚乐，做着矛盾的摇滚乐。
这几年摇滚工作者的嘴皮子磨薄了一层又一层，但还不是要么不动手要么不太动手。其实，音乐和思想应是并重的，偏激了反而画虎不成反类犬，由野生成了畜牲。劝某些摇滚乐手多谈人性、少发兽性，多些个性、少交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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