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费孝通写出了点什么
2004-01-24 22:56 | 一根香烟陪我寂寞
对费孝通不熟，甚至可以说是首次听闻。这样的名字写出的文章本身就对我没有了吸引力。
却忘记了，以貌取人确不可取。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积累与沉思。沉思的背后是深切的让人所说不出的东西。
中国的文字和文学，出现的日期很难用时间来给予一个定义。而这时间至少是从畜牧业开展后才发挥出所以然来的，这样的文学的沉积就从乡土二字中诞生了起来。
中华文学的来源，本就是一个深切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却不能得到完美的解答，总会让文字上有些须的遗憾。遗憾的不仅仅是祖先的起源，还有甚于对于文字来源的一种思念。
本就是固的积累，固本陪元，本就是中国文化乃至于中国人做事的一种原则性的问题，每一个当今的中国人都在做着相同或者类似的事情，那就是用一种中国式的思维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样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源。源来自于中国文化的教育，而这样的教育却正是我们所不知道起源的东西，遗憾也就代表了我们的心情。
费孝通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不能全部的接受，却有其本身精妙的理论。
文化来自于乡土，乡土的气息给予我们这个曾经两千年耕作业为主的国家以巨大的灌输，我们在这样的气息里生存繁衍了几百代人之后，从骨子里散发了类似的气息给予了我们的生活，这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中国人特有的味道。
这样的味道让我们有了我们所处世的原则，世界观和人生观。
有句话说的好：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古，并不仅仅是说的古之圣君子之道，而更偏重于这乡土的气息。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东西，我们甚至开始鄙夷的看待农村人，甚至开始嘲笑那些给予我们粮食，让这个星期上我们同种族的动物活下去的必须品的圣人们。我们嘲笑的背后，并没有体现出他们的无知或者愚昧，相反，我们嘲笑的是我们自己。
乡土中国，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气息的来源，它更是一种我们品行的起始，贯穿了我们所有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基础的建设自然有它必不可少的原因。
没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业绩，这样的基础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思维，这样的道德，这样论调。脱离开了基础，一切东西都仿佛了空中的楼阁，让我们无力攀登到最顶端。
飘渺的浪漫也许存在于离奇的幻想之中，可脱离了一个面包有时候我们就只能选择灭亡。人类总是如此，在看到了美丽的东西的时候，往往忘了支撑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的人，我们只是站在了这些巨人们的肩膀上看到了天空上一些他们所没有看见的东西，伟大的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放弃了看见的权利，把这份荣誉给予了我们，给予了他们所给养的人。
而这些人，却开始对他们产生了鄙夷，这样的态度让我想起来就会心寒。
引用费孝通的一段话吧：“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士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村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象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住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象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一处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里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这样的文字淡淡的贬低着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们，甚至包含了他自己。他也给予了我们一种新的启迪：看脚下的人未必看不高，不看脚下的人却总不会看的很高！
费孝通终于写了出来，他以一种贬低自己的手法写出了自己的错误的观点。
看的时候总有一种惭愧的感觉，我虽然没有说过或者做过这样的举动，可内心里却多少有些这样的看法，我承认我的确看不大起那些来自于农村的人，我忽略了我自己的出处，若干个年代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是一样的人。
所不同的仅仅是我们现在的分工，人是平等的，就好象一切自然的法则一样，一个种族想完美的活下去，纷争和分工是少不了的。
而我们却仅仅是如此的看着对待着这样的分工，忘掉了自己的分工。
我们是命运创造的种子，当开过一次花就会凋零。
也许我们开的是灿烂的，但却远远不足以让人们忘掉那些为了让我们更娇艳而放弃自己美丽的人们，他们才是英雄，他们才有资格来说：乡土的中国！
费孝通说：“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愚”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说到这里我记起了疏散在乡下时的事来了。同事中有些孩子送进了乡间的小学，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们见面时总在家长面前夸奖这些孩子们有种、聪明。这等于说教授们的孩子智力高。我对于这些恭维自然是私心窃喜。穷教授别的已经全被剥夺，但是我们还有别种人所望尘莫及的遗传。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们捉蚱蜢，那些“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回到家来，刚才一点骄做似乎又没有了着落。
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我并不责备自己孩子蚱蜢捉得少，第一是我们无需用蚱蜢来加菜，（云南乡下蚱蜢是下饭的，味道很近于苏州的虾干）第二是我的孩子并没有机会练习。教授们的孩子穿了鞋袜，为了体面，不能不择地而下足，弄污了回家来会挨骂，于是在他们捉蚱蜢时不免要有些顾忌，动作不活灵了。这些也许还在其次，他们日常并不在田野里跑惯，要分别草和虫，须费一番眼力，蚱蜢的保护色因之易于生效。——我为自己孩子所作的辩护是不是同样也可以用之于乡下孩子在认字上的“愚”么？我想是很适当的。乡下孩子不象教授们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到处接触着字，这不是他们日常所混熟的环境。教授们的孩子并不见得一定是遗传上有什么特别善于识字的能力，显而易见的却是有着易于识字的环境。这样说来，乡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还是个没有结论的题目。
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发能自圆其说。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我们看人，总在看表面的现象。
记的高中时看过一副油画，名字叫父亲。是一个老农民的形象，蹲在地上，干涸的手里拿着一只甭了一角的碗。
那个画家也许并不是农民的儿子，但他却看到这样的场景联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我在想，名字为什么不叫农民或者干涸一类的呢？却叫成了父亲。
在看乡土中国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这一点，原来那并不仅仅是画家父亲，他是我们的父亲，他的一生已经放在了养活我们的任务上了，这样的人我们称呼他为父亲，又能如何？
感激，我想到的仅仅是如此。也许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但他们却为此而操劳了一生。
费孝通究竟写了什么？看过之后，我的脑子里只有一点：乡土中国，我们都是乡土中国的农民，而那些个农民才是乡土中国的中流砥柱，他们在延伸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的粮食，还有我们文化以及气息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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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无事最洒脱，陪朋宴友换酒喝。
根根须鬓髯白发，我自飘零我自乐。
香吻儿时衣锦华，寂静此世佳人饿。
烟炊不晚三更后，寞寞窗边泪独落。
却忘记了，以貌取人确不可取。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积累与沉思。沉思的背后是深切的让人所说不出的东西。
中国的文字和文学，出现的日期很难用时间来给予一个定义。而这时间至少是从畜牧业开展后才发挥出所以然来的，这样的文学的沉积就从乡土二字中诞生了起来。
中华文学的来源，本就是一个深切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却不能得到完美的解答，总会让文字上有些须的遗憾。遗憾的不仅仅是祖先的起源，还有甚于对于文字来源的一种思念。
本就是固的积累，固本陪元，本就是中国文化乃至于中国人做事的一种原则性的问题，每一个当今的中国人都在做着相同或者类似的事情，那就是用一种中国式的思维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样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源。源来自于中国文化的教育，而这样的教育却正是我们所不知道起源的东西，遗憾也就代表了我们的心情。
费孝通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不能全部的接受，却有其本身精妙的理论。
文化来自于乡土，乡土的气息给予我们这个曾经两千年耕作业为主的国家以巨大的灌输，我们在这样的气息里生存繁衍了几百代人之后，从骨子里散发了类似的气息给予了我们的生活，这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中国人特有的味道。
这样的味道让我们有了我们所处世的原则，世界观和人生观。
有句话说的好：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古，并不仅仅是说的古之圣君子之道，而更偏重于这乡土的气息。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东西，我们甚至开始鄙夷的看待农村人，甚至开始嘲笑那些给予我们粮食，让这个星期上我们同种族的动物活下去的必须品的圣人们。我们嘲笑的背后，并没有体现出他们的无知或者愚昧，相反，我们嘲笑的是我们自己。
乡土中国，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气息的来源，它更是一种我们品行的起始，贯穿了我们所有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基础的建设自然有它必不可少的原因。
没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业绩，这样的基础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思维，这样的道德，这样论调。脱离开了基础，一切东西都仿佛了空中的楼阁，让我们无力攀登到最顶端。
飘渺的浪漫也许存在于离奇的幻想之中，可脱离了一个面包有时候我们就只能选择灭亡。人类总是如此，在看到了美丽的东西的时候，往往忘了支撑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的人，我们只是站在了这些巨人们的肩膀上看到了天空上一些他们所没有看见的东西，伟大的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放弃了看见的权利，把这份荣誉给予了我们，给予了他们所给养的人。
而这些人，却开始对他们产生了鄙夷，这样的态度让我想起来就会心寒。
引用费孝通的一段话吧：“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士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村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象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住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象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一处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里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这样的文字淡淡的贬低着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们，甚至包含了他自己。他也给予了我们一种新的启迪：看脚下的人未必看不高，不看脚下的人却总不会看的很高！
费孝通终于写了出来，他以一种贬低自己的手法写出了自己的错误的观点。
看的时候总有一种惭愧的感觉，我虽然没有说过或者做过这样的举动，可内心里却多少有些这样的看法，我承认我的确看不大起那些来自于农村的人，我忽略了我自己的出处，若干个年代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是一样的人。
所不同的仅仅是我们现在的分工，人是平等的，就好象一切自然的法则一样，一个种族想完美的活下去，纷争和分工是少不了的。
而我们却仅仅是如此的看着对待着这样的分工，忘掉了自己的分工。
我们是命运创造的种子，当开过一次花就会凋零。
也许我们开的是灿烂的，但却远远不足以让人们忘掉那些为了让我们更娇艳而放弃自己美丽的人们，他们才是英雄，他们才有资格来说：乡土的中国！
费孝通说：“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愚”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说到这里我记起了疏散在乡下时的事来了。同事中有些孩子送进了乡间的小学，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们见面时总在家长面前夸奖这些孩子们有种、聪明。这等于说教授们的孩子智力高。我对于这些恭维自然是私心窃喜。穷教授别的已经全被剥夺，但是我们还有别种人所望尘莫及的遗传。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们捉蚱蜢，那些“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回到家来，刚才一点骄做似乎又没有了着落。
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我并不责备自己孩子蚱蜢捉得少，第一是我们无需用蚱蜢来加菜，（云南乡下蚱蜢是下饭的，味道很近于苏州的虾干）第二是我的孩子并没有机会练习。教授们的孩子穿了鞋袜，为了体面，不能不择地而下足，弄污了回家来会挨骂，于是在他们捉蚱蜢时不免要有些顾忌，动作不活灵了。这些也许还在其次，他们日常并不在田野里跑惯，要分别草和虫，须费一番眼力，蚱蜢的保护色因之易于生效。——我为自己孩子所作的辩护是不是同样也可以用之于乡下孩子在认字上的“愚”么？我想是很适当的。乡下孩子不象教授们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到处接触着字，这不是他们日常所混熟的环境。教授们的孩子并不见得一定是遗传上有什么特别善于识字的能力，显而易见的却是有着易于识字的环境。这样说来，乡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还是个没有结论的题目。
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发能自圆其说。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我们看人，总在看表面的现象。
记的高中时看过一副油画，名字叫父亲。是一个老农民的形象，蹲在地上，干涸的手里拿着一只甭了一角的碗。
那个画家也许并不是农民的儿子，但他却看到这样的场景联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我在想，名字为什么不叫农民或者干涸一类的呢？却叫成了父亲。
在看乡土中国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这一点，原来那并不仅仅是画家父亲，他是我们的父亲，他的一生已经放在了养活我们的任务上了，这样的人我们称呼他为父亲，又能如何？
感激，我想到的仅仅是如此。也许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但他们却为此而操劳了一生。
费孝通究竟写了什么？看过之后，我的脑子里只有一点：乡土中国，我们都是乡土中国的农民，而那些个农民才是乡土中国的中流砥柱，他们在延伸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的粮食，还有我们文化以及气息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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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无事最洒脱，陪朋宴友换酒喝。
根根须鬓髯白发，我自飘零我自乐。
香吻儿时衣锦华，寂静此世佳人饿。
烟炊不晚三更后，寞寞窗边泪独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