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无论再轻也轻不过脉搏的声音
2004-03-17 10:14 | justinzero
记忆无论再轻也轻不过脉搏的声音。因为那是一种存在。
不幸的是，我觉得自己的记忆还很沉重。
记得中学时候的时候第一次和自己深爱的人分开，伤心欲绝，当然那时候的我不会这么恶劣的描述这个事件，我会说，我和我喜欢的女孩子分手了。可见当年我是个纯洁的人。
那孩子可能不喜欢我们这种喜欢文的人，觉得没有前途，于是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找了个靠山，而我只能坚持每年去看她一次而已。
我想，那时候对我的打击确实是很大的，幸亏河结冰了，不然我真的会跳的。不过现在想起来，常怀疑自己怎没有挖坑跳下去的决心。
那时候的自贡，飘着大雪，我觉得自己再也找不着生活的方向了。
所有谈过恋爱的哥们儿都说，胡涂。都成你这样儿了，俺们往后还指谁啊？看看哥们儿我，不是好好的吗？
然而我总是换不过想法，就像高中的时候做数学题，总是逮着一种方法死在那条死胡同里。这样的情况一直发展到我们班主任朝我怒吼：给我滚到文科班去！
然而后来到了文科班，我并不感到轻松，因为我讨厌文言文。和胡适钱玄同一样。不幸的是，他们懂，而我不懂。
于是我选择了新闻系，我想至少我可以离国学远点，实在要写，也不至于叫我写文言文给读者看。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没有想到什么传媒道德文化良知那一层次去。那是知识分子想的事情。
后来看王小波的书，老逮着人家知识分子不放，说得挺玄乎。放下书我想，这年头，还有他妈的知识分子吗？
我知道我不该属于川大，然而我这样的家伙，也只有川大容得下。就似北大蔡校长的“兼容并包”发展到今天到更像“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对于专业知识，我学过就忘，我想说的是，关于新闻，我真正要学的，在社会上，在工棚里，在居委会里，在阿富汗。学校里，只有一帮王八蛋在作践学问。对不起，过分了，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毕业的时候，我一个人选择了西部，来到了重庆。
当时川大新闻系有个美谈，说有个班34个人有17个出国了，有14个读研了，有一个到了国务院，有一个到了河北省委，只有一个当了记者。这个记者真是美中之不足，白璧之微瑕呀。
很不幸，我就是这个记者。
各位知道我为什么厌恶学校生活了吗？
我想这个班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但是不幸我碰到了，所以我有权利厌恶。虽然我并不是一个热爱班级的人，但至少我尊重我的选择，虽然最终我没能逃过文言文。
那时候我对社会充满热情，和所有刚从大学里面出来的笨蛋一样。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些人从出大学的时候开始，就已经不是笨蛋了。我不能判断那种人更正常一点，但至少后一种人看起来更聪明一些。
我对工作的渴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我想，对于那一年飘着白雪的地方，只有玩命的工作才能忘记。
严格来说，那个女的并没有留给我什么，到最后，我很难找到留有她痕迹的东西，围巾，相片，还有情人节的礼物，我都留在了记忆中的宿舍。不管谁会看到，都会笑笑扔到垃圾箱里。而关于那几年的回忆，在后来的日子里都逐渐变得模糊，我甚至想不起来她是不是爱我。分手时没有什么理由，就像开始时没有什么理由一样。
只是那时候我还是算纯情的，不会很恶劣的去想问题。对于生活——那时候我们总说些诸如“生活”这样的词，因为显得认真——那时候的我没什么特别的抱怨。现在我们都说 “生存”，靠，真的是这样的。
我想那个时候我出不出国并不是我们分开的原因，我们分开的原因是，那个女的想和我分开。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不觉得那个女的有什么好眷恋的。
问题是，我总是想起她。甚至会梦见。
醒来的时候，我总会对自己说一个字：靠。
我无意写一篇很长的小说来讲述我的生活，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的忙碌着，一样曾经有一些会被人归为“知识分子”的行为和理想，后来都因为一些原因而改变了，并且都自以为是无奈的，还拥有许多理由说服自己。这些人可能到了29岁都还在想念自己20岁以前的初恋，不过过了30 岁，就谁也想不起了。他们可能再也不相信爱情，却不会不去一夜情。他们似乎看透社会却不知道怎么挽救自己的灵魂。我这样说大概有人不爽，说他妈的老子的灵魂要谁拯救？这样的说法我也同意，但我会劝他少喝点。至少身体是重要的。
我想说的是，像我，一个还没有到30岁的人，是不是就注定没有新的爱情？
我不是指我没有新的女朋友，我有女朋友，很漂亮，有一个时期还不只一个。可是我总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人。
我总是有种很无聊的感觉，似乎我的爱情在那个白雪纷飞的冬天，和心湖一样的冻住了。并且解冻遥遥无期。
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是我自己不愿意解冻而已。
我当时很想说，靠，我不愿意我会来找你？但我忍住了。
对于工作，我很难再像刚毕业那样的投入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曾经为了做一个关注西北农村教育状况的企化，几个年轻人利用假期在黄土高原折腾了一个星期，看着那些满脸黄土的孩子，远道而来支教却和家里闹翻的老师，看着西北人淳朴的脸，我们的眼泪怎么都忍不住。我们拍了10卷照片，用了一个周末特刊对希望工程一类的活动进行反思和回顾，并以媒体的名义发起募捐。
这是好事吧？这是人作的事吧？我心目中的记者就是这样的，相信孩子们心目中的记者也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后来的事情让我对新闻灰心。首先是省委宣传部点名批评我们报纸，说不该对“希望工程”有那样的评论，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领导上几次找总编辑谈话，总编辑自然把气撒到我们这里。这个我们不怪总编，现在的“总编负责制”其实就是“总编背黑锅”制，犯了事都是老总顶着，市委开个常委会名字顺序不对都有下课危险，老总也不容易。
可是后来发展到，我们募捐来的钱被抽走好大一部分，不知所踪，至于是社里还是部里拿走的，居然无从考证，这件事情让我们无脸再去西北，我怕那些期望的眼睛，我怕我的良心受不了。
后来的事情越来越奇怪，我们走到哪个单位，总会有人送钱给我们，好像我们不拿钱就不会用笔似的。
这些事情，相信记者朋友们都是见惯不惊了，可惜那时我只有22岁，很是惶恐不安，不敢收下人家的钱。于是老同志们纷纷表示我这个人不懂人情世故，太老实，没意思。并且开始向领导反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当然，这些话都是在闲谈中告诉领导的，并且还表示他们也是听来的，年轻人不懂事也情有可原，领导不要太放在心上云云。
毕竟我不是笨蛋，我这辈子最笨的事情就是和那个女的恋爱太早，以至于自己这些年都找不着爱情的滋味。我洞察了这些事情并且尝试着黑夜拜访领导，发现送钱送礼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于是收起钱来也就轻松自在得多了，在同事中口碑好了不少。
这么写小说有点像是在给组织汇报思想堕落的过程，所以总的意思是说，我堕落了。别的就不多写了，反正大家都堕落了，有体验。并且我不想给自己找理由，因为一个人无耻就算了，不要无聊。
记得当年李敖说：知识分子的职志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觉得这应该是指导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方向。后来我知道李大师错了，读书人的职志应该是出国。最不济应该当官。
知识分子是一帮奇怪的人，所有人都不喜欢他们，包括他们最爱说的“人民”。可惜他们以为只有自己可以解救大家。更可笑的是，我还曾经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
可能我的文字消极的情绪多了一些。不过都是些真话。
我想当年要是李敖说读书人的职志是为了出国，我也不用深夜醒来说“靠”了。读书真是害人不浅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有了思想了，什么罗素苏格拉底黑格尔不管懂不懂总算也读过了吧。觉得自己和那些俗人真是有区别的，觉得世界上我这样的人怎么这么少呢？
这样的问题是不需要答案的，毕竟世界上的人大多不是傻子。
生活的转机总是会出现的，虽然我们都是说对生活不抱期望的人。
可惜人呐，总是舍不得希望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把希望卖给魔鬼的人。希腊神话中的地狱之门才是泯灭希望的地方，人间不是。
这样说话又像个他妈的知识分子了。
我要说的是，其实生活永远不会走到死角，古人说的好，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实在没有路了。学学王维“坐看云起时”，也算是心理上的另外一条路。
我总是不信人是麻木的，相信也没有人以为自己是彻底麻木的。这是一句认真的话。
爱情对于都市生活到底是一种希望还是负累，是这些年一直困扰都市人的问题。我却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从来到成都我就没怎么出过校园。要不就是离开成都去远足。有一个时期我认为成都的组成是豆腐街区加上永恒不变的毛主席打的象。校园是我每天穿梭其中的，至于北京遥远的天安门只是小时候的映像。我不觉得自己是个都市人。所以我的爱情，就是单纯的爱情。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现在我妈经常会说我，你呀，都二十几岁了，不知道珍惜生活。
可我觉得，我曾经无比珍惜。虽然是曾经，但是也真的是珍惜。
这样说话显得有些酸。还是开始说说关于生活的转机吧。
我想，对于都市的人，只有一条主线，生活——爱情——工作。可能次序要变，可能很多人会隐去“爱情”一项，但是大体上不会错的。其他的都是末节了吧。我是漠视道德的人，不要和我谈道德。所以我永远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顺着这条主线，还是从我毕业开始说起吧。
那年夏天，我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因为我的目的地是广州，一个被人为是意识形态和新闻自由相对开放的地方。我大学的时候看的《南方周末》一类的报纸都来自这个方向。之所以不去上海是因为那里的意识形态还不够开放。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坐在火车上，看着华北大地，心里想，我总要为这大地上的人们做些什么吧？
我不是激进的人，当年看到鲁迅先生的文章我就觉得，好看是好看，可惜我还是不敢写，我也没有这种思维方式。胡适之那样的不温不火倒是很合我的胃口，可惜这样的写作太平常，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讲，没有意义。没有杀伤力就没有影响力。这是我们老师说的。
我一直回忆着那几年在大学的生活。回忆着我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我在那里经历过的事情。
我也一直因为我是川大人而骄傲。因为在西南地区说起川大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乱，可惜的是，川大值得我骄傲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少了。而它留给我的伤感回忆却怎么也洗不掉。
我是在平安夜认识羽的。大一那一年，在平安夜的花花街道上上，来自成都各个地市的疯子们在那里举行游会，说白了就是群殴，搞得疯狂极了。我是没什么人文气质的人，也不懂合众狂欢，我只是静静的看着首次见面的羽，似乎被整个的拉回到了中学纯纯的时光，羽象极了那个她。虽然我觉得我要致力的新闻是科学的客观的，和这些东西没什么关系。可我却始终没法把脚步从她身边移开。
那是我唯一一次参加平安夜的活动，因为我想看看是不是能遇到圣诞老人救济穷人之类。不幸的是，我没找到那个老头子，却找来了再一次的痛，从此我也对圣诞失去了兴趣。
可我的爱情，从那时候起，就留在平安夜边缘。
许多年后，我觉得这是无聊的说法，可是我还是一直这样说着。
大学期间的感情，我实在不愿意过多描述，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描述的。只是那几年里面，我长大了不少而已。
这种成长，并没有让我超出幼稚的范围。
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冬天，羽穿着大衣站在毛主席象边上对我说，我们分开吧，我不爱你了。
我一直望着毛老先生潇洒的手，说不出话。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就会有雪掉到我嘴里。并且这些话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我省了。
我一直看着她消失在我的视线里面，然后想再去看看府南河是不是也冻住了。
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女的有什么地方值得我爱，这是真的。就像老人说的，只是少年懵懂而已吧，这确实是没有理由的。她不是最美的，也不是最可爱的，也不是最善良的。
可是当时我总把自己能想到的一切美好加到她身上，想起来觉得自己很可爱倒是。
可我在许多年里面都没有过那么好的感觉。
不管是不是爱情，我一直不能自拔。
我想，那也是我下决心离开的原因吧。我的心只属于川大的那一个平安夜，而不属于这里。而府南河的水冻住了，川大在我眼里也成了冰。
我想我叙述的太严肃了，没办法，一提到那一段的事情，人就像僵硬了似的，大夏天的，也感觉到西南少见的寒风在吹。
我走的时候，导师给我一封推荐信，说叫我去南方某个报纸谋职，说以我的思想，只能在那里才能有所发展，临走叫我不要忘记大学教给我的一切。
我没有去南方，我不喜欢那里的铜臭气氛和食物，在广州住了一个月，没有找工作，回到内地，开始堕落。变得比广州还要铜臭。后来我想，理想是不会因为地域而改变的，所以反过来想，堕落也是一样，要堕落的人，到哪里都是一样。幸运的是，这个时代并不以堕落为耻。
前一段看足坛反黑，体育版的哥们儿叫我过去帮忙搞特刊我去了。主角是新华社的记者方益波和浙江省体育局的局长陈培德。对于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最后这件案子着落在一个叫龚建平的倒霉裁判身上，这是不对的。正如一个同行说的，这是在小范围的公正，却不是全社会的公平，我很同意这样的观点。可惜我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欲望，随着大流的写了一些评论，不愿意再给老总惹事。
不久我在《南方周末》上面看到一段话，是记述陈培德的：浙江体育局的局长陈培德以59岁的年纪站到足坛反黑第一线。当世人都在惊叹此人越老越胡涂时，北大哲学系的一位教授，陈培德的老师说，什么是北大精神，培德表现出来的就是北大精神。
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是神经病。然后渐渐觉得无地自容。
因为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大学生。
虽然忘记的不止我一个，但是我曾经觉得，我是最不会忘记过去生活的人。我是那种晚上睡不着会跑去对着荷花池吹风的人，我没有诗人的气质却喜欢诗人的浪漫。我曾经觉得湖光塔影的记忆会伴随我一生，可惜我还是变得这么快。
自从西北的事情过后，我一直过着一种难以描述的生活，经常会有一些女朋友在我身旁出现。他们有些骗我的钱却被我骗色，有些真的喜欢我让我不忍心骗他们的色但还是骗了。有时我一觉醒来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总觉得身边睡得应该是羽。可惜那些比她漂亮的脸，总是在我还记不清晰的时候就离开我了。对于新闻的责任，新闻的涵义，我也不会像刚毕业时和编辑讨论什么新闻是事实不是信息也不是传播一类在学术界也争不清楚的东西。
我曾经觉得毛泽东说的那句“去找事实”和下面那些人发挥的“三点一线”简直就是屁话，我最早的时候觉得新闻就是事实，不存在什么“人民喜闻乐见”，“体现上面精神”这样的定语，我按照我的原则做新闻，后果可想而知。一个人斗不过潮流，如果不随大流，就会被抛弃。正义在这种时候是没有什么立足之地的。这是一些很无耻的道理。以前一直有人给我讲，可我总是不信。后来我明白了，却不愿意给小一些的孩子们讲，我总是有鲁迅先生“救救孩子”那样的想法。毕竟我也曾经是个没吃过人的孩子。
我想，我是无力改变这些的，谁又能改变这些呢？交给知识分子去呐喊吧。虽然他们叫破喉咙也不会又用。
一种不是爱情的爱情可以摧毁人的精神吗？至少在我身上，很有这样的趋势。这样说其实是在推卸责任，在我堕落的过程中，羽根本没有出现过。
我想，我应该换一个活法了。不是因为陈培德，不是因为我们想捍卫的精神，是因为我想换一个活法了。
老总很诧异的看着我的辞职报告，半天了，还是点一点头说，尊重你的决定，可是我们这样的单位，想回头就难了。
我笑了一笑，说，谢谢老总，我混不下去了就写书披露中国新闻界的黑暗事实，相信外国出版社会感兴趣。
老总说，你们这些人呐，都是一个脾气。
这句话我听来受用无比。
四年过去了，我又来到广州，对于这座城市，我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对于这里的食品，我倒是说不出的厌恶。想到就要在这里忍受这些东西，不觉有些可怜自己。
南方周刊的老总是导师的同学，也是北大的老前辈，拿着我的推荐书和我的学位证端详了半天，用上海腔的普通话对我说，呵呵，小伙子，为什么不在西部日报报业集团做了？那可是很有潜力的报业集团啊。
我大义凛然的说，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学的是要捍卫正义。
川大人的臭脾气是听到“川大精神”就来劲，虽然并不知为何物，所以这位老总也不例外，微笑点头，丝毫不觉得我是在喊口号。
此时老总显出狡猾的一面，笑笑说，可是我还是要派你去西部，你先要去成都记者站工作两年。对于西部的报道，我们正需要一个坚守新闻道德的有理想的年轻人。
我差点叫出来：我就是在西部堕落的！
可是我忍住了，反正不是重庆，我还是可以重头再来。至少可以不忍受广州的食物。
老总又交代了一些事情，介绍同事给我认识了，最后告诉我，我在成都有一个师姐级的同事，川大新闻系毕业的，会和我一起作一年，然后的一年由我来带着另一个年轻人做。我感到我完全不是这个老东西的对手，居然只有两个人，怎么报道有四个省市自治区的西部？设备？场所？住宿？我不是真的要为新闻献身吧？
还不知道那个师姐好不好处，要是她是个美女难免会打她主意，本来就只有两个人，出了事影响前途，要是是个丑妞就更是苦不堪言了。怎么流落到做记者站去了？
那天在成都，双流机场外面我见到了这位叫于冰冰的师姐。还好是美女，却也没有美到我马上要打她主意的地步，比起我当时的女朋友，还是要差一些的。见她长得这么恰到好处，我很高兴，准备请她吃饭。此人却不给面子，说下午还有采访任务，主要是跟我见个面，介绍一下情况，饭是没时间吃的。
情况是这样的，作为《南方周刊》驻成都记者，我们在成都的一家三星酒店拥有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作为办公和住宿场所，一部通用别克箱式车作为交通工具，一步传真机，一部座机电话，两部手机报销资格，一台配置较高的电脑，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我看着装修格调暧昧的酒店房间想，一男一女两个人住在这里很难免不乱来。尤其对于我而言。
于是我很道学的提出要搬出去住，至于费用，则建议于冰冰师姐将本来我住的房间租给别人，价格当然不会按照酒店收费，够我在外面租房子就够了。
这些作法当然是违反纪律的，可惜我们是驻站记者，有条件乱来。于冰冰是个工作狂，根本想不到什么纪律呀人情上面去，马上答应，并且打电话找她那些在成都的大学同学同住。
我用很舒适的姿势躺在沙发上，自习打量新同事，长发，白衬衣，牛仔裤，很朴素的打扮，大众化的美女，眉头紧缩，和所有不戴隐形眼镜的女孩一样，这孩子不停的戴眼镜和摘眼镜。
神态焦虑，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拿着国家大事民生社稷当己任的记者，换句话说，还没堕落。
想此人也并不好处，所以搬出去的决定是比较正确的。要是带女友回家过夜也不用提防此人不时出现。
于冰冰转身对我说，喂，我联系好了，过来住的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她说把现在住的房子给你住，怎么样？就在玉林小区，下班车给你开，挺方便的，怎么样？明天就搬家。
我很有风度的一笑，谢谢。
对于时代背景，我都不愿意多讲了，以前有个人写了本《生于70年代》，把这一代人说得很清楚。
对于这一代人，我们还是缺乏真正的批判，就拿我来说吧，一个来自好歹算所大学的孩子，家里面父母都是干部，独生子女，事业不算有成也算饿不死，丧失理想和生活的方向，没有爱情，等着老死，随时想重新开始生活却总是没有实现。就是这样吧，出生于70年代的人得到上一代的关怀太少了。而上一代的人，大多是来自文革的孩子，很难要求他们正常的教育孩子。虽然这样说也未免过分，可是那是一个思想真空的年代。思想真空意味着行尸走肉。这句话也恶毒了，对不起，我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
有位师兄这样评价这个时代的人，说这些人就像是从飞机上掉下，最后都会摔死，对于大学同门，他是很手下留情的，给我们一人发了个降落伞，只是上面开了很多洞。
对于这个年代的人漠视感情摒弃道德相信大家也是见惯不惊了，此处不表了。
虽然电视上经常有人说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可我还是会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而悲哀。
我读大学的时候看到郭老痛骂蒋介石的文章，怎么也想不到在后来的郭沫若怎么会变得那么委琐。看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论》怎么也想不到后来居然说出“要用中国的文化拯救世界”这样的胡话来。
时代比人走得快，是很悲哀的。
而某些人，只应该属于一个时代的。我想我如果活在五四，就算死在段祺瑞政府门口，也会比现在快乐的多。至少，我可以见证那时候大学生的黄金时代，见证中国思想史的繁盛时期，见证理想在这片大地上的奔腾。这些话从我大学毕业后就不怎么说了，可是我还没有忘记，谢天谢地。
问题就是这样的，如果周作人比鲁迅早死，林语堂不活到后来，胡适之不活到解放后，也不会有各种非议，毕竟，都是大师。虽然他们都在犯错，可是时代也是个原因。一身历两朝对于思想家来说，是痛苦的。而对于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也算是思想在经历各种折磨，所以痛苦状况，也是不差的。
不过于冰冰倒好像是个例外。此人对于新闻的理论并没有像我这样作过一些深入的研究，说起话来也不会一套一套的，可是她对新闻的热情和对正义的追求却让我很是吃惊。一周里面，除了整理稿件的时候我们很难聚到一起，从她采访的方面来看，多数是下层人民的生活，稿子里都是那些党报里面看不到的疾苦和呐喊。而对于我那些对知名企业家的采访，她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力。这是挺不公平，可是见她劳劳碌碌的样子，也不忍心和她吵架。她也偶尔用一些我的稿子。我们一周只作一到两篇稿子，做得很精致，也很大，很多专题是整版，可以看出，这是个很能干的人。至于为什么她只作那么少的稿子，我一直没有猜透。可是她是领导，我也不想多问。
有一个时期我觉得这就是个不懂生活情趣和人情事故的偏执狂，对于《南方周刊》这样号称以正义和责任为办报原则的报纸来说，于冰冰这样的书呆子真是个好招牌。
让人安慰的是《南方周刊》毕竟不是《西部日报》，我们做出的稿子多半可以发表，编辑和老总不会压住，我们可以放手做许多有意义的新闻。可问题是，钱却少了很多。
我对于冰冰的映象一直不怎么好，我总觉得她像我读小学时候的班干部。总会时不时的告诉我不许讲话一类的事情。事实上她并没有这样做过，可惜我觉得她是这样的人。
我不得不说的是，我对人的观察力还是很好的。我在川大这样龙蛇混杂的地方四年，和各类精英打过许多交道，也算阅人无数。在相对自由气氛下的川大，比之许多大学，更能包容各式各样的人。我只看错过两个人，一个是羽，不能算是看错，大概是看不明白，直到今天，我也不能想出来当时她是怎么想的。而另一个，则是于冰冰，她和我的映像完全不同。
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给人以错误的映像，那么他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角色。这样措辞并不恰当，可也是实话。
不要误会，我并没有爱上于师姐，我只是单纯的表达我的看法。虽然我总是觉得我会爱上一些人，可是我总是没有爱上她们。直到于冰冰从我生活里面消失，我也没有感觉到我爱上她。
这个女人对我的特殊在于，她逐渐让我没有再想起以前的人，不会再在梦里面见到，也不会再想起那个冬天的毛主席。
虽然没想起不等于忘记，可是人的记忆有时候就像一个电脑的硬盘，容量是一定的，当新的数据进来之后，必然会挤占原先的空间。这是个蹩脚的比喻。但是我只有这么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我和于冰冰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同事关系，很单纯也很淡漠。我的女友在川大读研究生，她的男友在电子科大教书，都是有些学府味的单纯孩子，我虽然是个不怎么避嫌的人，可是觉得要是她男友吃醋打过来也不怎么体面，更不希望我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友又来低泣。要说明的是，如果她是对着我号啕大哭，我是绝对不会怕的，我会关上门并且说，滚吧。我潜意识里觉得不出声的哭泣才是真心的难过，所以这些时候，我总是不会狠心。可以这么认为，我是一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家伙，还有些变态。
因为我和于冰冰的简单关系，上班就变得了无生趣，我很多时候连句笑话都不愿意跟她说。我想我也算是个幽默的孩子，对不起，这么说有些骄傲，可是这是我对自己少有的肯定。而且不是周作人林语堂说的那种幽默，是王小波那种幽默。
罗素先生曾经说，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汲取幸福。我想我在成都那段日子里面，实在是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的，因为那时候，我实在没什么人际交往。对于企业和那些单位的敲诈，也随着于冰冰的监督而日渐改正，变成了一个正派记者。
其实人不是不想活得正常，只是缺少改正的毅力。我总是相信我们中学的化学老师说的话，他说，人总是有惰性的，不愿意改变当前的状态。
我觉得他这种说法和牛顿第一定律有些相似，不过很有道理。
我在重庆的时候也并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想要改变，却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于冰冰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人，可是我愿意跟她学好，所以变回一个好人，并不是什么难事。
在成都那些日子，我心情宁静，我想，一个喧嚣的城市里面，有那么多苦难，那么多泪水，那么多感动等待我去发现，我去传播，我是何其幸运，我是多么伟大啊。
这是很臭屁的想法，可是我为这样的想法而快乐。
因为单纯的像个傻瓜，和我读大学的时候一模一样。
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女友也出奇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想，感谢川大，感谢导师，感谢老总，感谢冰冰学姐，让我到这里得到这些。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不可能过太久的平静生活，特别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
在某天深夜，我接到羽的电话。
这是那孩子的习惯，我想，没有人再有这样的习惯了，至少我不认识这样奇怪的人。
在大学的那段时间，她会半夜打电话给我，说她的烦恼什么的，都是些年轻人不懂事说的话。现在我一般直接把女友带回家，有什么叫醒我直接可以说了，不用这么麻烦。
不过要说明一下，相信大家都知道，那种感觉，并不是以后的事可以代替的。
她没说什么，只说自己要和一个清华的家伙结婚了，希望我祝福她。
我想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比较小器的，但是我还是说了。
后来我觉得，那个清华的孩子要是很帅，很有钱，对她很好，她的选择也不一定是错的嘛。这样想虽然有点俗，但是要是给我一个又漂亮，又性感，又知书达理的女友，我也说不定不选羽。
以上都是些不太体面的说法，希望年轻的朋友不要学。
她希望得到我的祝福，说明我的祝福对她是有意义的，不管是什么意义，当别人选择阳光的时候，我不愿意用自己的阴暗去打扰别人。虽然有时我真的很阴暗。
这件事情唯一不对的是，那时候我的生活实在太平静了，平静的都不知道羽是谁了。
可是那个电话，一下让我回到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回到老毛的身边，回到她的对面。想起她倔犟的脸，想起她说的那些斩钉截铁的话。
我一直活得很粗心，可是对于和羽的点点滴滴，我总觉得，我细腻得有些恶心。
从放下电话到天亮，我都没有睡着。
我脑子里没有羽，只有曾生活过的大学校园。一草一木，花园，食堂，讲堂……都是曾走过的地方。
起床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她真的不是我的了，真的不是。
清醒的人知道，其实早都不是了，只是那时候的我，不怎么清醒。
不过我不是偏执的孩子，我不会为这样的事情丧失生活的力气，想跳府南河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那天我们的采访任务是很危险的，这种采访任务有时会让记者们看起来很有责任感。我们是要暗访成都的花童窝点。到过成都的朋友知道，在成都总府路和天府广场一带，有许多卖花的小孩，只要看见一男一女走在一起，就会上前抓住人家的衣服要求买花，很多时候显得像一个个的小无赖，让行人烦不胜烦。
以上那一段基本上是我们做的导语了。我想大概冰冰学姐是和男朋友一起上街的时候被搞烦了，所以要求做这样的调查，据她说那些孩子实在有些可怜，而且背后一定有人操纵，所以要我和她一起假扮情侣，到街上追查背后的黑手，并且要将之曝光。
扮作情侣是很好玩的，只是要是被她男友知道了未免尴尬。采访花童是很有趣的，可是要面对黑手还是未免有些心虚。不过领导的命令我不能不听，再说，在对社会苦难的发掘上，我不能给咱大学抹黑。这个社会再不是说一句“霓虹灯下有血泪，高楼背后有阴影”就会犯罪的社会，我还是挺幸运的，所以我要捍卫这种幸运。我们做记者的最喜欢伏尔泰的一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将用生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所以我应该为有这样的采访机会，为有《南方周刊》这样的让我们说话的地方高兴。
以上这一段是我反复自我安慰的心理活动。
于冰冰也不是不怕，我一直觉得，这孩子是那种正义感战胜一切的家伙。
那天她看我有些精神恍忽的样子，很是有些担心。当然，我想她不会是在担心我，而是在担心采访任务能不能顺利完成。我们准备了一个针孔式的照相机，一个微型录音机，准备深入虎穴。
那天夜幕下的成都显得有些妩媚。我记不得日子，只记得是春天。是万物发春的时候。对不起，这样说又是很粗俗的，可是当时我的心情有些不好。
于冰冰也有些心不在焉的，主要是那天比较奇怪，花童们似乎都不觉得我们是情侣，并不上来要我们买花。虽然当时我们走得很亲热。
于冰冰这时候对我说，你的文章做得很出色。
我笑笑想说，你看着当然觉得出色，都是照着你的口味做的。
这时候她又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不是这样做新闻的。是去年带我的师兄告诉我，要把正义带给人民。他来自川大，和你一样受的是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教育，我爱上了他。
我比较惊讶她给我讲这些，我们是没什么关系的人。我想她大概想那位师兄想的有些花痴了，认为川大的都是好人，就像当年我爱上重庆来的羽，就觉得重庆简直是天堂。或者干脆把我当成他来想象，这就有些变态了。
我装作很不能理解的样子说，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于冰冰笑笑的说，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我觉得她笑得很妩媚，和在办公室里面冷冷的样子不同，而且那种神态，让我想起羽。
我低下头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说，你真是很幽默哦。
她正想发怒，这时候一个花童见我们如此亲密判断出我们肯定是情侣无误，于是马上过来对我们说：先生买朵花给小姐吧，小姐好漂亮啊。
这时候我很亲热的对于冰冰耳语说，我是在工作。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无赖。而她实在是有些无奈。
然后我转身看着卖花的那个孩子，不过8岁的样子，脸上脏极了，穿着一件破破的样子，小小年纪就是一脸坏笑的样子，很有些让人难过。我想，我没有体会这样的难过很久了，如果没有《周刊》，没有冰冰学姐，我想我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感觉。这句话是认真的，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虽然并不是那么有钱。
我对那孩子说：这位姐姐这么漂亮，我当然要买花给她，可是你的花好少哦，我要12朵哦。
那孩子有些为难的样子，想了想说，你跟我来，我带你去买。
我转头对于冰冰笑说，孩子毕竟是孩子。
她余怒未消的看着我，我觉得恶作剧很快乐。
那孩子把我们带到一个年纪更大的孩子那里，让我们跟她说，这时候我基本上清楚了，这些花童确实是有组织的，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就相当于是单位上的组长，管着小一点的孩子，而更大的，却不会这么容易找到。
我为了不让他们起疑，买了12朵玫瑰花送给于冰冰，然后走了。
于冰冰装得一脸幸福，转过街角，就把花扔进了垃圾箱。我本以为她真的觉得很幸福，也不知道是我太笨了还是她演技太好了。总之我说了，这又是一个我猜不透的孩子。
于冰冰恶狠狠的看着我说，这是对你刚才轻薄的惩罚。
然后搂住的脖子亲了我一下说，我不把这个丢了怎么继续采访呢？
这一下搞得我正没回过神的时候，果然另外一个小女孩又过来说要我们买花，于冰冰很得意的看着我说，你这一招真管用。
我想从那次采访开始，我们的关系就不再那么单纯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那么淡漠了。冰冰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讨人喜欢的女孩子，很活泼，很热情，和初来的时候完全不同。这是我不懂她的地方，只是我想我不懂的事情太多了，实在没有精力去考证。一年过后她会回到广州，而我还要在这里继续把《周刊》精神传下去，这是很重要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们发现，组织花童的并不止一伙人，而这些幕后的人都躲在附近，时不时会把几个“组长”叫过去询问一些事务的样子，显得很专业也很无耻。
夜里两点的时候，这些花童开始收工，他们很有组织的到一个地方集合，开始朝一个方向走去。我们跟着向东的一队小孩子，远远的拍了些照片，到了二环路外面的一个很破烂的居住区，这些孩子被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接住，领往附近的一个工棚。
当时冰冰说，这些人太坏了。我们到工棚拍些照片吧。看看这些孩子的生活状况。
我觉得有些危险，可是还是答应了，我想如果我说不去，她会自己去的。
我们先拍了工棚的外景，然后准备透过工棚的门板上面的缝隙拍摄里面的情况的时候，一个男人发现我们在拍照，拿着个铲子追了出来，还大叫“有贼！”
我觉得这一手确实是比较毒的，到工地偷东西的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这么一闹，我们想和闻声赶来的群众也不好解释，我拉起于冰冰，一脚踢翻那个家伙，逃出工地。
我想记者的生活中，这些不算最危险的，甚至不算什么危险，可是当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拿着铲子向你砸来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顺便说一下，我不是厌世的人，但是总觉得自己不该老死。一是因为老死的时候一般会很难看，二是因为老人的生活不管凄苦还是闲散都是我不喜欢的，主要是那种等死的态度。所以我选择做个记者，希望有朝一日能死在阿富汗纷飞的战火中。所以危险我虽然害怕，但是很愿意尝试。
这样的想法会招人骂的，而且我总想，我死的时候羽会不会流下一滴眼泪？这样就未免会有一些变态。
想到她，我心里有一点难受，跑得远了，就停了下来。
于冰冰喘着气笑着说，你真厉害，那一脚踢得那家伙动不了叫不出声来。
我看着她脸红红的样子，想起羽，捧着她的脸开始吻起来。
她没有拒绝。
早上睡醒的时候，冰冰已经不在身边了。我记不得那天晚上我们怎么回到家里的，我只记得那孩子的身体香得出奇，就像金庸笔下得香香公主。
想想我们还要在工作中相处，我觉得自己不该那样做。
那天晚上睡着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羽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地方对我说，我爱你，我想念你，我希望回到你身边，真的。
我说，好啊，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也一直在等你。
在梦里，羽穿着白色的衬衣，和冰冰的一样。
那一刻，我觉得春风吹过来，府南河解冻了。她笑着看着我。
我很久没有做过那样的梦了。
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成年人，她也有男朋友，我们会处理好的。
当然，这是安慰自己想法。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比去采访的时候紧张。
我想那时候我真的是算一个无耻的人。孟子说的无耻之耻，无耻矣，就是说我这样的的人。
不过我漠视道德，并不以之为耻。我怕的是责任。
人很奇怪，对于一些人，我们可以放弃自由放弃尊严，而且并不要求回报什么。而对于另一些人，我们索取之后害怕付出代价。
我想，这也是爱和不爱的区别吧。
那天早上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冰冰已经在洗照片了，并且开始准备书面的稿子。整理昨天我们和一些小花童的谈话。
她看着我笑了一笑，说，你迟到了。
我也一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接着说，我下班要和男朋友去听音乐会，你帮我把上星期那篇关于医疗改革的稿子整理一下，我可能早点走。
虽然有点失望，但是我很高兴听到她没有放弃她男朋友的话。我想，这也是个喜欢随便玩玩的孩子吧。对于这个年代的人，不堕落的实在是有些少。
不过我并不会看不起她，反而有些感激。
那以后的生活很正常，冰冰还是学姐，还是领导，只是我们的关系不再淡漠，我说过了，我们还是各自做自己的专题，有时开开玩笑，有时候打闹一下，下班的时候各自陪自己的男友和女友，和那天以前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区别。
我以前觉得我在性道德上是很有西方意识的，可是后来我觉得，像冰冰这样的女孩子还是比我要超前一些，至少我还会担心，而她似乎就没有觉得那件事情发生过。这样想不能不觉得惭愧。作为开中国开放风气的川大学生，实在不该在这些事情上输给其他学校的孩子。
那时候我会经常在家里陪着女朋友看些无聊的电视剧。当然这时候我会觉得无聊。
我总是想，要是沙发上坐的是羽我会满意的多，至少会感觉幸福，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嘈杂。我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得了偏执的病，并且只有心理医生可以治好。问题是，我的心理医生总是告诉我，是我自己不愿意忘记。
我不愿意想起她的时候，却总是想起，所以我觉得这不能怪我。
我想，对于她的思念有时候轻得像脉搏声一样听不见，然而它的存在就像脉搏声一样，不到我死的时候，不会消失。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执，虽然我并不喜欢，也并不像其他的那些偏执那么害人。
我想，对于我和羽那样的事情，大家都是会碰到，而我们并不可以因为年轻时候的这些事情放弃幸福。我们不会，我们也不能。罗素先生说，人人都希求幸福。这在伦理学和哲学上都是成立的。所以说，她的对于幸福的追求，是正确的。
而我呢，虽然我一直在重复着追求幸福的形式，却没有真正的追求过。
我的幸福就像冻在那年的府南河里面一样，非要她才能给她解冻。
医生说的没错，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一个哥们跟我说，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平静的追求一些东西。那哥们是个知识分子，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知识的追求。他说，我们不能一直不从那种心情里面走出来，而对于知识的追求，是提高我们对事物认知能力的唯一方法。当我们这样的能力提高了，自然不会为自己曾经幼稚的想法痛苦。
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话，可是我总是做不到。
那哥们后来读到北大的哲学博士，可以和黑格尔称兄道弟的学问，不知道他有没有好起来。
我想，有些东西看得太透之后会没有生活的乐趣。
我这话要是被罗素先生听到会气死的。他老人家一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一种幸福，而且认为这样的追求把他“引向天堂”。我知道在哲学上，我是个白痴，但是我还是怀念最初几年和羽两小无猜的感觉，怀念躲在被子里面和她打电话的感觉，虽然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也无法认知什么。或许今天的我不可能再喜欢那样的感觉，可是不懂的时候有不懂的快乐。
以上那些话并不是对我不好学找的理由，我想说的是，我其实很喜欢读书，古今中外，我都愿意读一读，但是读书对我，很大程度上是在抵御孤独，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我一向认为，我们真正的学习和领悟，在生活中。
有时候看着我的女友有些不忍，她是单纯的孩子，或许没有我那么多的过去。她也是聪明的孩子，不愿意问起我那些过去。我记得羽曾经对我说，一个女人，是需要关心的，不要去勉强她。那时候我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觉得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相爱。
我想，她只是在表达一种需要。所以我对我的女友，很多时候会呵护有加，虽然她不是我最想呵护的人。
记得那个时候我对羽说，永远不变的只会是改变，现在看起来，也许我说错了。
我们的那次报道惊动了成都市公安局，社会上也广泛关注。最后警局的人把那几个雇佣童工买花的窝点端了，并且将那些外省来的花童送回原籍读书。我们也做了后继的报道和通讯。
而有些时候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记得我们送那些花童回家的时候，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含着泪对我说，我们回去也没钱读书，说不定会被卖给别人当媳妇了。
看着缓缓启动的火车，我和冰冰都怔怔的说不出话来。
我们总想着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总以为自己是救世主，这和那些没用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分别？
我以前最爱笑中文系的哥们“百无一用是书生”，没想到我们做出的事情，也是一样的自以为是。
冰冰拉着我的袖子，流下眼泪。那天我们站在月台上，心中的滋味说不出的难受。
大学给我了人文的思想，而《南方周刊》让我可以把自己的精神发挥出来，我当时觉得，自己算是找到正确的位置了。习惯了新闻界的黑暗，习惯了分不清“新闻”和“宣传”的媒体，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出一番不违背良知道德的事业。那是我最初的希冀。可惜的是，我发现自己并不如我自己想的那么厉害，那么算无遗策，那么料事如神。
而冰冰，相信也有同样的感受。
那孩子最后的那句话，让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还有很多要学。
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只是一些新闻从业者，我们应该本分一些，对于这些事件，我们还应该深入一些。我们写下的是几万字，改变的，可能是一些孩子的一生。
我对冰冰说，我想去那些孩子的家乡。
冰冰看着我半天，说，我们一起去。
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老总，我们准备好了三周的稿子，然后搭上火车，直奔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孩子的家，是我们的目的地。
车到西安需要十多个小时，一路上冰冰都没有怎么说话。窗外的风吹起她的头发的时候，我觉得，她有些憔悴。
这时候她说，我和男朋友分手了。
我说，为什么啊？
她摇摇头说，我不爱他。
这在很多年前的我看来，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可是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爱情，所以在一起不是因为爱情，分开也不能拿爱情当做理由。所以我那时候并没有说话。我不想告诉她，我也刚刚和女朋友分手。
我想那是我最后一个这样的“女朋友”，因为我已经和在重庆的时候不同了，因为冰冰，因为羽的电话，因为北大精神，因为相信《周刊》还有这样的精神，我想我变得有些像大学时候的样子，一个人可以从绝望变回相信，我想，我是不会在去体验堕落了。
而那时候，我也受不了女友那种绝望的眼神了，因为我不再麻木。
我想起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和羽出外也是坐车，就象现在这样的坐着，那时候她也坐我对面。当时我看着她的脸，无比开心。
我对着冰冰的时候，总会想起羽，我怕有一天我分不清楚她们谁是谁。虽然她们两个没什么相同的地方。除了性别。这句话一点也不幽默。
看着对面坐的冰冰，我并不知道她在想一些什么，她现在是我在成都唯一的朋友，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本着人文精神做新闻的同事。她和我没有什么推心置腹的交谈，可是她的工作，让我不知不觉的回到大学的状态。我想，这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女孩子。虽然我并能猜透她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她对生活之一种什么态度。我想，每个人的背后都交织着这样那样的过往，都有不长的青春岁月留下的深深痕迹，所以我也并不忍心问她那些问题。我只是觉得，那个川大的学长，应该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
我以前失恋的时候，哲学系一位学姐告诉我，青春不能规避爱情，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从不劝人逃避爱情，可是你的性格太怪，有时候心软，有时候心狠，对于羽，又是超乎寻常的偏执，我倒希望你能够好好回避一下爱情，当你想清楚了你自己对爱情的态度，再开始恋爱。
我说，怎么办呢我？
她说，读书啊，阅读是幸福的事情。
川大是很有这样的高人的，动不动就叫人读书。这位学姐后来研究宗教，最后参透红尘，出家为妮了。我们一点不觉得奇怪。哲学系的这些事情平常的很，“兼并包容”在思想方面呈现江河日下之势，可是在怪异行为上，很有蒸蒸日上的势头。
本来我想，我哥们和这位学姐都劝我读书，我是不是该真的多读读，于是找来一些孔孟杨朱，墨子庄周，史记世说，一通乱读，可惜文言文功底既差，道德标准又差得太远，读起来很没味道。
记得读王小波时他就老骂孟子是个老朽，说他道德有问题，说他喜欢“自激”，喜欢抽风，我看了也是同感，不知道算不算先入为主。而《史记》是余杰最推崇的，在我看来，也是知识分子对着世道大发牢骚，虽然处世怀忧，对于我也引不起共鸣。我是缺少那种恢宏气势的人，读这样的书只能感觉高山仰止，脖子很累而已。《世说新语》本来有趣，人说三国名士，魏晋风流，都在一本《世说》之中，可惜翻开第一页上面赫然写着“德行第一”四个大字，看得我大败胃口。
后来想想，读书人的事情，很难说得上有趣有用。况且从心里的想法变成文字，几经变化加工，怕是早就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了。所以我想，我如果写书的话，一定只写给我爱的人和我的朋友看。这是很单纯的想法，是鲁迅先生的教导。
我想，对于处于困顿生活中的人来说，其实阅读起到的作用并不那么大了。我是热爱知识的人，可是我不觉得知识的力量有那么大。我觉得在我那些年的生活中，阅读只能让我不痛苦，却不能让我不思念。这时候阅读就像一副缓释胶囊而已，并不是如学姐说的那么见效。书读的多的人，脾气也变得够怪，李敖先生就是个好例子，有人说他为人为文都不在二十四品之内，我想并不过分。英国的萧伯纳大师更是狂的可以，说，别人捧我，我很不安，因为我觉得捧得不够。
我说这些读书人得坏话是想说明，那次我在火车上想到了一些事情，是我读大学和读书时没有想到的。
那种想法很简单，就是，其实我们做的只是试图挤占自己的注意力。
当然这样的想法并不新奇，大家看我前面写得几段话，其实和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我硬要说这些让我学会了什么的话我想我也说的出来，可惜的是，很多时候这样的联系并不是自然的。
于是我觉得，读书缺少了生活的反馈，是我们一直的误区。而且很多人读书读得走火入魔，大概也是这样得原因吧。
那么我们的生活呢？我望着窗外的黄土高原感到悲哀，我们的生活从大学毕业开始，从初恋离开我们开始，就变得满目疮痍，鄙陋不堪，我们根本不能控制自己行进的方向，不管我们最初的愿望如何，不管我们最初爱的什么人，不管我们最初想做些什么，到了现在，我们都不能控制了。
余杰说这个时代的人以从飞机跳下的速度堕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很幸运，我有那把降落伞，我的降落伞就是我的精神精神，还有对面坐的冰冰。
那次坐在火车上我想了很多，只是一直没有个确切的结论，也就是说，我到底能做什么，要怎么做，我依然不知道。我说了，我生活的主线无非也是“生活——爱情——工作”对于生活和爱情，我依然有些迷茫。只是对于工作，我知道我要做些什么了。而且我对自己说，我会做到底的。
我们在黄土高原找到了那些孩子中的几个，他们有些确实回去上学了，孩子的父母哭着说不知道孩子们出去生活是这样的，可是也是确实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家里确实没钱，别人来招人就只有把孩子给他们，还怕别人不要。而另外有些大一点的孩子也确实嫁人了，这些事情我想我们是要负责，可是我们怎么负责呢？对不起，这几段大概看起来有些沉闷，但是对于那时候的心情，我幽默不起来。
那次高原之行郁闷的不行，我们灰头土脸的回到成都，写了一篇关于新闻工作的反思，老总说自己扇自己耳光，不给发。我几次打电话给它，搬出我所崇尚的精神，说反思是时代缺少的精神，我们应该开这个风气。老总还是没有同意，不过寄给国内知名的新闻理论刊物，当评论文章发了。也算是个大学生做的事情。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因为赶稿子在办公室加班，冰冰一个人在卧室里面看电视，不知道看什么搞得哭得一塌糊涂的，出来的时候说，好了，我舒服了，我请你喝酒，说完到超市买了一大堆啤酒，把我拖到天台。酒店30层的天台，很有些冷，虽然是初夏，我还是有些支持不住，可是知道她新近失恋，实在不忍心扫她的兴。
我看过一部日本电影，里面说，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女主角演技很好，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很凄苦，可是没有掉泪。我觉得冰冰那时候就是这样的表情。
以前我想，她对工作的执着让她很焦虑，可是后来我们熟悉之后，我觉得她很开朗很活泼，工作对她来说并不是问题，而她的眉宇之间，却总是有那种不安。
这时候冰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和他真的很不同。
我知道她说的是我的学长，她爱的那个人。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说什么好像都挺多余的，我只是想做个听众。这些时候我角色转换挺快的。
冰冰坐在地上说，他才不会陪我到天台来喝酒看星星，他是那种把他热爱的新闻事业当做至宝的人。他从来不会停下他追求知识的脚步，他也不会为我这样的人停留。
我觉得很痛，我在想，当年在羽的面前，也是这样听她说起她曾经的他，一次又一次。
我觉得她说得凄苦，低下头吻吻她的脸说，其实这是他的损失啊。
冰冰摇摇头说，他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他说不去美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他要看要学，他要为中国的人民做点事情。
川大的这种人在那些年里面是很多的，这几年死绝了之后，没想到还是被冰冰碰到一个。这样的人对于冰冰一类的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是一句公道话，虽然我是个男的，我也不喜欢对女生负责人，可是我会不忍心看着那些真心爱你的人收到伤害。我对感情的认识，总是有些不够洒脱的，这一点上，对羽的感情就是一个证明。我不觉得是什么不好的事情。至少，有点良心未泯的意味。
我对冰冰说，那孩子其实人格也不健全啊，虽然他的所作所为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可是按照罗素先生的说法，他缺少知识分子三个特质中的第一个。
冰冰点点头说，是“对爱情的渴求”。
我笑笑说，是啊，不懂爱情的人，又怎么知道爱人民呢，又怎么知道对人民苦难有所悲悯呢？他的精神，或许并不是真心而是一种掩饰吧，掩饰他人格上的不足。
冰冰睁着大眼睛看着我，我不知道我这样诋毁她的爱人是不是会惹她不高兴，看她没有要发火的意思我继续说，我想罗素是那种对人的本能很重视哲学家，他也研究伦理。他说人人希求幸福，王小波也说，追求知识让我觉得很幸福，所以我追求它。这就是说，一个真正追求知识的人，应该是在追求知识的时候有幸福感的，所以他不停的追求。知识这时候也就成了幸福的本源，与爱情绝对不会冲突矛盾，我想，罗素和王小波都是这个意思。而那个家伙把追求知识当做是一种使命，这样的人用王小波的话说“犹如抽风”，是先认为知识是好的，所以才追求知识，这样的人不能从知识中体会到幸福，那么他并不能懂得爱情的幸福，也是正常的。
冰冰破涕为笑说，你真会瞎掰。
我也笑笑，说，这是小生的看家本领。这个人的行为是很可爱可敬的，毕竟在这个时代，这样追求知识的人不多，可是他的动力和目的，并不会是说得那样好听吧。知识分子也是爱骗人的，骗着骗着就把自己也骗了，以为自己真的那么高尚。我想这些问题上再大学问的人都难免偏执，当年鲁迅先生说刘半农喜欢“红袖添香夜读书”是腐朽的坏习惯，可见他老人家也没怎么参透。
冰冰笑得不行了，很亲热的拉着我的手，亲亲我的脸说，好了好了，谢谢你，你们真的很不同，不过我更喜欢你了现在。
我说，小的不才，姑娘错爱。说这话时脸上表情有些僵硬。
冰冰这时候说，我好了，你快去赶你的稿子吧，要不要我给你添香啊？
说这话时又恢复了平时的神态，我松一口气，想，她要是羽，今天完美了。
我和冰冰，从那时候开始成了更进一步的好朋友，只是她和男朋友虽已分手，却居然再也没有提过情爱之事。对于那一夜我们的事情，也从来是只字不提，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而我和女朋友分手之后，也再也没有叫过什么新的女朋友。我想既然爱情对我来说那么苦难，那么我就先学会不再偏执。
我们每周做着稿子，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整个西部的报道井井有条。虽然很忙，但是感觉自由自在很快乐，有时抬头看看冰冰，还觉得有些幸福，因为这个孩子虽然猜不透，却一点不麻烦。这是比较卑鄙的想法，不怎么体面，可是如果我不把她当做好朋友，我也不会这样想了。
有时偶有闲暇，她会拖着我去逛一下街，买点衣服看电电影，也算是有些业余的生活。至于那个住在她那里的室友，实在是一年之中很难见到什么面，如果我不是加过那种通宵的班，我恐怕都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子。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个月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夏天结束之前，我和冰冰一起去自贡报道一个关于交通局长腐败的案子。
说穿了，是座丑陋的城市，除了几处古色古香的建筑可以看出曾经的繁荣，更多的是不伦不类的现代建筑，几乎没有交通规则，行人车辆都在街上乱窜。
这种穷山恶水的地方，刁民既多，出一两个贪官，绝对不会是新鲜事。
可是那次采访我们觉得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这里，我们先是得不到当地报刊单位的支持，《自贡日报》的那位傅总虽然很客气，请我们两个吃饭，请我们参观他们的恐龙博物馆，西秦会馆，可是说道提供资料，却是很不爽快，说上头封锁，不能给我们，说他们是党报，报道什么主要是看宣传部的脸色，这些事情的内幕纪委也在查，不太方便，要是流言四起，对自贡的经济建设也不利。
这些情况也是实情，在西部日报的时候我们的的报道就是缚手缚脚，每天就报道一些开会剪彩的事情了事交差，根本没什么新闻可谈，遇到《华西都市报》或者《成都商报》一类的报纸却又显得格调低下，小市民品味，不能发挥新闻的作用，所以现在的新闻真的是有些困难。
傅总是川大毕业的，叙起同门之宜讲话亲热了许多，感叹世道不公，人心不古之余，也告诉我们这件事市委叫一定要缩小影响，扯出大案子的话这届班子的升迁恐怕大有问题。
我们听得心寒，起身告辞，傅总送出门来，最后说了句，这件事你们尽力去坐，中国的新闻希望在你们的身上，并说这个案子最好的突破点在那个交通局长身上，如果能采访他，那就能抓出些东西。
冰冰出来之后笑着对我说，看不出这位总编还真讲组织原则，说不说就不说。
我也笑笑说，他已经很帮忙了，毕竟是知识分子，你要是遇见那些跟你打官腔的，那才麻烦。
我并不喜欢别人说我是乌鸦嘴什么的，可是很不幸我们在看守所遇见的那个所长，正是肚子里没几滴墨水却把官腔打得十足的那种家伙。这人普通话尤差，交流起来已经万分不易，他还要耍那一套官腔，真是让人想打。
这位胖得远看让人不敢确定他是站着还是躺着的所长说，市委说的，这个犯人在看守期间不能采访。除非你们有市委某某的签名。
冰冰都急得要骂娘了，他还是只有那几句，想是武打小说看得多了，也知道不变应万变的道理。
我看冰冰真的忍不住了，拉着她的手走出看守所，驱车直奔自贡市委宣传部，很嚣张的告诉看门的《南方周刊》记者要采访宣传部长。
部长是个50岁左右的秃顶男人，说是姓王。面子上很是客气，估计考虑到《南方周刊》的影响，而原则上是不欢迎的，他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为了交通局的事情来的。
我想现在求他是没用的，就对他说，王部长，我们这次来到自贡市可以有两个专题做，我们想选做一个，既然我们想采访那个罗局长的事情你们常委会觉得有困难我们就不采访了，因为这个人影响不好，给贵市抹黑。
王部长一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马上叫秘书看茶看茶。还马上把我们当亲人似的说这几天记者太多，都是外边来的，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什么报道反腐败典型，这案子还没有最后结案，这么传出去哪行啊？再说了，谁都去采访那个罗森，要是他胡说在职领导的坏话，传出去影响多坏？你们年轻人难得这么懂道理啊。
这时候他顿了顿看着我说，你们要做另外一个专题是什么啊，说来听听，看我能不能帮忙？
我笑笑说，部长您继续说啊，我们就做这个专题，就主要写您。
王部长一下紧张了说，写我什么。
这时候冰冰插话说，写你百般阻挠媒体对反腐事件的客官报道，典型地方保护主义，官僚作风。
王部长脸现愠色，说，你这个同志……
这时候我打断他呵斥冰冰说，小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这么不懂礼貌。然后转头对王部长说，王部长，您别生气，这孩子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刚才受了看守所长的气，年轻人有点冲动，您别见怪。
王部长摸摸秃头上剩余的头发说，那关系没关系，谁没年轻过，你继续说就是。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我笑着说，我们想，既然我们有这个案子的采访任务我们也不能不做，我想，我们就干脆做一点外延的东西，不会对案子本身有什么触及。
王部长说，那很好啊，做什么呢？
我说，我就想救我们在采访中遇到的困难讨论一下现在中国时政报道的大环境，算是一篇评论文章。
这位部长是个聪明人，睁大眼睛说，你……这不是和她说的差不多吗？
我说，不不，我们绝对不会提到您的名字，您放心。
部长有些急了，说，你威胁我呢？告诉你们这些小同志，我们是要为大局着想！先要的是稳定！你们记者就知道瞎起哄！
这时候他大概瞥见冰冰正在走笔如飞，似乎正在纪录他说的话，一下语气有些软了，说，你们其实可以多正面报道一下自贡的经济建设……
我严肃的说，王部长，我们不怕什么，我们国家现在新闻改革力度加大了，虽然还没有深入内地，可是在南方，我们的报道绝对是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严守新闻道德，绝对不会瞎起哄，江泽民同志骂香港记者起哄，我们写过评论员文章讨论，您要骂我们起哄，我想这是对我们不尊敬，我们一定是会代媒体向自贡市要一个公道的。
王部长多年老吏，听我这话自然知道我想要什么，只是脸面上很有些拉不下来，说，你要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可是你也知道我是作为长辈给你们年轻人一点意见而已……
这时候我说，我也知道王部长做了多年宣传工作，知道我们《南方周刊》不是信口雌黄的报纸，我们代人民言，人言，信也，我们说不会胡乱报道罗森所说就是不会，请您斟酌。
王部长找到这个台阶，自然也就下了，只是心里恼怒，大概恨不得将我们两个吃了。
我和冰冰拿着王部长签名的条子走出市委办公楼，冰冰笑脸盈盈的对我说，你真像个流氓。不，是恶棍。
罗森倒是个爽快的人，有问必答，采访中我们感到此案牵涉极大，自贡市政府里几位要员恐怕都脱不了干系，此案尚未定案，如果自贡市想把这件事掩盖过去黑鍋都让这个罗森来背我们就需要舆论来施加压力了。
我们心情沉重的驱车返蓉，我看冰冰很不高兴，知道她人好，不愿意看到这些阴暗的事情发生，就逗她说，扯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想要是在古代，我们怕是不能生离此境，那边杀了我们之后报与京城就说路上遇到强人，两个记者不幸遇刺，钱财被抢，正在缉拿疑犯。
冰冰笑笑说，不久传来消息，两个劫匪因为分赃不均互相厮杀致死。
我们都笑了起来，气氛好了许多。
案子做到这个程度，就不是我们两个人能够做得下去的了，我们报给了老总，老总报请中宣部，然后派了一队人专么负责这件事情的追踪报道，而我和冰冰负责把我们那一次自贡之行的见闻写成第一个专题，并对案情的发展做出展望。
后来这个案子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了解，不仅交通局长，加上一位分管交通的副市长，一些市政要员纷纷落马，做新闻做到那个时候，我才有了为民喉舌的感觉，扬眉吐气之极。甚至想起保尔柯察金说的什么“不为碌碌无为而悔恨”，虽然过分，但是可以想见那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
那些日子，我和冰冰并肩作战，白天采访，夜里赶稿，忙得不亦乐乎，我想生活在那种时候给了我们最好得馈赠，给了我们最好的机会，可是我们还是没有相爱，那真是要归结到宿命上去了。
那时候我对羽的记忆也渐渐轻淡，想起她和她的清华老公，应该是很幸福的在某个城市里面生活着吧，虽然带着我那些有些阴暗气息的祝福，但是她因该生活的很阳光了吧。只是我对爱情的那一分偏执，却让我不能接近冰冰。虽然我梦见羽的时候，也会梦见冰冰花一样的香味，可是我知道，我对冰冰，永远不会向对羽一样的眷恋。
至于冰冰，似乎并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她努力的工作着，闲下来的时候就坐在我对面吃着零食或者到卧室看电视，一会儿出来哭一次或者笑一次。
我想，那时候的她，真是自然真实得像个小孩子。
后来我回广州见到得冰冰，却在也不那样了。我真的不是很懂。
那年秋天完了的时候，我们把手头的事情忙的差不多了，就买了一些酒，又来到那个天台。
我喝着酒对冰冰说，《周刊》救了我，你救了我。
冰冰说，你也救了我。
我笑笑说，关于那个装腔作势的川大学长，你早晚会把他看透的，可是如果没有你和《周刊》，我的生活会继续痛苦不堪。
这时候冰冰说，可不可以说说你以前的女朋友给我听。
我怔了一怔，看着她期待的眼神，就跟她说起那时候的川大校园，说起那时候的平安夜，说起羽的眼神，说起我的思念，说起她的选择，说起那些我一直不愿意说起的过去。我想，她是愿意听的，她听得那么认真，那么入神，仿佛和我一起回到了川大，回到了那些日子，看着我和羽的生活。
那天顶楼的风吹起冰冰的长发，抚在我的脸上，很像那种青春偶像剧里面的镜头。
换句很土的话说就是，很有气氛。
不过我有些不识好歹的想，我和羽，未尝有过这么平静的相处。我们永远得不到这样的画面了。
我并不喜欢自己这些想法，我想羽要比我好得多，如果她老公在天台抱着她的时候她想起我真的是会有些煞风景的事情。我虽然漠视道德，不会觉得对不起她老公，但是不希望她因此而痛苦。话说回来，这是不会的。
冰冰说，其实她结婚前给你电话，说明你们的感情对她来说，始终是难以割舍的。
我笑笑说，这孩子是我永远猜不透的人，我相信我们之间的那些感情，却不敢相信我们的爱情。她对我的感情是真的，可是她对是不是真的有爱情，我一直不敢确定。
冰冰笑了，你真的有些神经哦，那你们的感情源于什么呢？
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我想女孩子的想法和男孩子还是不同的。女孩子要是有个人疼爱的话会感到很幸福，而男孩子是只肯疼爱自己心爱的人的。这些都算正常，我想我对她，也算是疼爱了吧，可是她好像并不觉得呢。
冰冰说，你其实不太懂得女孩子的心，以你的角度，大概你觉得你为她做过许多事情，等待，陪伴，担心，许许多多。可是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平常的事情，算不得什么感天动地。
冰冰见我不说话，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你那个女朋友，并不是不懂珍惜的人吧，她和你一起那么久，大学三年时间，应该是一个女孩子最黄金的岁月，她给你的，你以为就少吗？如果她累了，选择她现在的老公，也是正常的，她选择在一张白纸上面写字，当然要轻松的多。
我说，我总是不能明白那些道理，我也不知道对于幸福我到底缺少什么。说你那个川大学长是抽风，其实我以为有她在身边就是幸福，所以一直不肯解开心头的锁，算不算是另外一种抽风呢？
冰冰喝了一口酒说，你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可是你把所有的在乎都转移到这一个人身上了，真是个傻子。
我笑了，我一向自诩聪明，觉得自己又有深度又博闻强记，中国知识界的后起之秀云云，可是在冰冰这里，变成傻子，虽然有些落差，但也不无道理。
我也喝了一口酒说，我也觉得自己和时代格格不入，对于工作生活，我都找到了立足点，可是对于爱情，我始终是迷惑的。我想我和那孩子开始得太早了，持续得太久了，遗憾太多了，所以久久缠绕在心里，久了，思念也成了习惯。
冰冰不说话，喝完手中的那一罐酒后，用手捋了捋头发，有些幽幽的说，你可以思念，但是不必回头。
我知道她是说，在回头时已经是满目疮痍，物是人非。这种感觉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自己就像是得了病似的，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么多少年才能消失。
我们眼前的成都灯火辉煌，成都的夜景虽然不美，却让我觉得自己渺小。
我看着冰冰，觉得自己幸运，那时候我想，虽然我最终没能爱上她，她却是在羽后让我最接近爱情的人吧。
这时候冰冰问我，如果你女朋友在回到你身边，你会接受吗？
冰冰表情很严肃，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我是个在有些时候有些酷的人，虽然两个“有些”让我的“酷”看起来像联合分布的二维随机变量，可是在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时，我觉得我都是很酷的拒绝的。可是当冰冰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了很久说，我想我会的。
冰冰没有说话。
冬天来了，做完了关于年度总结的专题，冰冰也要回到广州，而我将和一个北师大毕业的小师妹在这里继续工作一年。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很想问老总，你们是不是有意要把一男一女安排到一起？你们有没有点传统道德啊？
不过为道德说话不是我一贯的作风，所以我还是没有开口。
冰冰要走，她的室友也搬回玉林小区，而我则搬了过来，这些都是些烦琐的小事，让我们那时候都有些情绪焦虑。
冰冰很有热情的买一些四川的小东西，说要回去送给同事和家人，我当然陪同采办。冰冰还是笑黡如花的样子，我想这孩子的心事我是猜不透的，所以也不怎么去猜。我有时觉得她爱上我了，有时觉得实在不怎么像，也就不想了。
那天在机场，冰冰对我说，不要打人家小姑娘的主意啊。
我说，不会了，真的不会了。
冰冰说，你知道吗，我爱上你了。从那天在天台上开始，我就爱上你了。
我没有插话，她继续说，我本来把你当做他的替身，可是后来我知道，你不是他，你更可爱。我不是软弱的女孩子，从现在开始，你看不到在成都的于冰冰了，那才是真实的我，我只想给你一个人看。
我说，我不懂，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冰冰看着我的眼睛，良久，叹口气说，你以前的女朋友，是叫羽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说过啊。
冰冰说，那天你睡着之后，抱着我，却轻轻念着她的名字，叫她别走。
冰冰说完之后，走进通道，她的一滴眼泪，留在我的掌心。
飞机起飞之后很久，我还站在那里，我想，在成都那一年给我许多新鲜的体验，给我许多对于生活的认识。那一年让我找回了失落的理想和精神，却让我失去了接近爱情的机会。
关于羽的记忆，或许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是我对待那些记忆的态度，让我自己不能自拔。
从冰冰的表现，我知道她不相信我能从那里走出来接受她，或许那天在天台上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她给自己的最后一个机会。
我一是觉得自己心里有些空旷。记忆的碎片如果有这样的作用，我们是不是非要记住呢？
许多年了，或许我已经记不清羽的样子，可是那些过往，还是影响着我的生活。
我不喜欢说这是深情，我觉得是不正常，是病态或者变态，怎么骂都不过分。
冰冰的眼泪温热，却温暖不了我冰冷的手掌。
我眼睛模糊，只觉得自己又身在校园之中，看着那些熟悉的人在身边来往，在他们中我始终在寻找羽的影子，却不知道她是否还在毛主席身边微笑等我。
如果记忆可以消失的话，我们的结局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难道我不爱冰冰吗？
当明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又是新的一天，可是我们心里的回忆，又多了一页。
我无可奈何的笑笑，这就是生活吗？让我们的负累越来越重？
我想那样的话，将是没有结束的循环。
（全文完）
知识，幸福（后记）
这两万多字是两天的时间里面的写完的，关于故事本身，篇幅关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主要觉得对于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讨论会有一些意思。
我试图描写出男主角思想变化的过程，因为自己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可是实在是水平关系，在这一点上，我做的并不成功。
而那种近乎偏执的爱情，是一些小时候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殊不足道，可是经过放大之后给一些朋友看看，希望悟出一些道理。
我想故事描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思想变化过程，这是除了爱情之外的另一条主线，对于生活，工作，爱情这三个主题，在这样的变化中我试着一一诠释。只是诠释而已，不是定义，定义或许只有一种，可是诠释会有很多种。
我毫不保留的说，那是我想过的生活。可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有几点是致命的，一是我的描写过于理想化了，如王小波所说，东方人不止在人际交往中汲取幸福，还不断自激，形成各种抽风状态。这对于社会生活来讲，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吧，虽然我写的是两个成年人的爱情故事，可是我还是把他们放到一个真空的状态中，这样一来，这个环境失去了社会意义，太特殊。二是我并没有经历过思想完全堕落的过程，所以我并不敢保证自己是否不喜欢那样的堕落，虽然现在我是很唾弃那种生活状态的。
我最近读到的最好的书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作者和我一样是学理科出身的人，可是在对科学的认知上，他比我高出无数倍。他对科学的态度让我尤其感动，他说，那些东西可能我学来一辈子没用，可是我学它我就觉得它很好，我能学到它我觉得很幸福。这是大概的意思，原文我不太记得，他写得很饶舌。
我想，对于知识和幸福的联系，这是最好的诠释。我在小说里面摆出了这个观点，那是在天台上的一段对话，虽然说得不太正经，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是我最喜欢的。
罗素先生很有名的一句话是，知识分子的三个特质是：对爱情的渴求，对知识的寻求和对人类苦难发自肺腑的悲悯。他进一步阐述这三点时说：前两点把我引向天堂，而最后一点却让我直面苦难的人间。
我以前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最后一点上，我的感觉是，这样很难有幸福的感觉的。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忧愤得很直白，很坦然，可是在面对幸福的问题上，却总是有些隐讳。至少我没有看见哪个人写的书说追求知识本身让他感到幸福。我们的读书人把读书想得太功利了，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什么“格物致之”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目的性太强，过程中很难有乐趣。这些话都是王小波说过的，他说得比我好，大家可以去找来读读。
当时我觉得，我对科学的态度确实应该反省了，如果我不能在知识中得到幸福的感觉，那么我读这些书对我除了抵御寂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应有范文正公那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当有写《史记》的太史公一样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把天下的苦难当做自己的责任。李敖说得更直接，说知识分子就是该持不同意见，跟政府作对，进而推进政体和经济的改革。我想这些都是好的，可是我总觉得这些东西和我的生活态度有些格格不入。我既不是古道热肠之人，也不是忧国忧民之士，一个时期我甚至觉得自己道德观上有些问题。后来我才知道，拼命想把别人归到自己建立的道德体系里面的人道德才有问题。
所以现在我想，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什么是很愚蠢的，知识是幸福的本源，我们应该向追求爱情一样追求它。
对于学术界的各种论争，看了也就看了，千万不可以偏执的用一种观点去批驳，也不可以放下立场去跟随。我想，学习的时候是愉快的，然而要用学到的东西去明辨是非，那不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做得到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我读关于《六四事件》的资料，读了之后觉得气愤难平，在论坛上和人吵架，一口一个“要还历史公正”。我想说的是，那是很幼稚的，现在想起来，只觉得是受了蛊惑，因为我并没有因为吵架而感到幸福。
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永远是可以有各种说法的，后来我又看到一个叫何新的学者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讲（1990年，主题是六四事件），他很坦白的反对运动，说得在情在理，看了也不得不信服。只是我也知道，他的观点不是没有漏洞，比如有人要说他的讲稿有些民族主义相信也可以说得入情入理，只是我没有那样的学问，说不出来。
说这些是想说明，我们现在的年纪，现在的状态，其实幼稚的很，我们可以在对知识的追求中得到幸福，可是绝对没有到有能力反馈社会，明辨是非的程度。我们要学的还很多，几年以后，或许我们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会有一些自己的哲学，但是那些不是我要讨论的东西。
我想，我们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应该很自然的追求幸福，这才是我们能做到的。
这就要牵扯到对爱情的态度上面。爱情也是幸福的本源，青春所不能规避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学习和爱情总是互相挤兑的。我想，这样想未免又有些偏执了。对不起，这一段时间我老是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个词造得真好。大概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大家都有一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思想，觉得创业要紧，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先放到一边。或者说，有些人选择了爱情，但是却觉得自己是拿学业做了牺牲。这样的想法都是不太对的。
一个正常的年轻人都应该对爱情有发自内心的渴求，而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渴求也同样强烈。我觉得并不矛盾，如我所说，“红袖添香夜读书”虽然写得香艳了一些，其实并不腐朽。我不是学周作人林语堂鼓吹什么“闲适”，我是想说，对于幸福的追求上，实在没有什么孰轻孰重，或许最后我们只能得到两种幸福的一种，可是希望我们不是主动放弃的另外一种。
我想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很不好的例子，在对爱情的追求上，他丧失了一种本能的东西。虽然我在塑造他的时候用了很多不太客观的描述，但是我想说的是，对于知识和爱情来讲，偏执是最可怕的。
这也是我在文中反复提到的。虽然我们现在还很年轻，很有些时间偏执一下的，中国也是很提倡什么忠贞的，可是那种用道德做掩饰的抽风一直就是中国传统里面最害人的东西。所以我想，如果你以前的爱人放下回忆去寻找幸福，绝对不是什么坏事，我们是很应该为这个高兴的。当然事情都是两面的，周国平说“嫉妒”是因为“在乎”产生的，所以我想嫉妒一下是可以的，这和偏执无关。
说了许多，再对“偏执”下个定义，《现代汉语词典》上说是“偏激而固执”。走入这样的状态之后，就很难再谈什么幸福的本源了。不管如何，我写的那个主人公，是想对某些时期的生活做一个反省。如果大家看到有共鸣，我会很高兴，我想有人也会很高兴。
对于我提出的生活主线，我并不能清楚的诠释，但是我想说，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本能去追求幸福，爱情也好，知识也好。而关于知识分子责任或者读书的目的一类的东西，我想我们还需要慢慢学习。我这样说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只是这些不是我今天要表达的主题而已。
最后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都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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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觉得自己的记忆还很沉重。
记得中学时候的时候第一次和自己深爱的人分开，伤心欲绝，当然那时候的我不会这么恶劣的描述这个事件，我会说，我和我喜欢的女孩子分手了。可见当年我是个纯洁的人。
那孩子可能不喜欢我们这种喜欢文的人，觉得没有前途，于是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找了个靠山，而我只能坚持每年去看她一次而已。
我想，那时候对我的打击确实是很大的，幸亏河结冰了，不然我真的会跳的。不过现在想起来，常怀疑自己怎没有挖坑跳下去的决心。
那时候的自贡，飘着大雪，我觉得自己再也找不着生活的方向了。
所有谈过恋爱的哥们儿都说，胡涂。都成你这样儿了，俺们往后还指谁啊？看看哥们儿我，不是好好的吗？
然而我总是换不过想法，就像高中的时候做数学题，总是逮着一种方法死在那条死胡同里。这样的情况一直发展到我们班主任朝我怒吼：给我滚到文科班去！
然而后来到了文科班，我并不感到轻松，因为我讨厌文言文。和胡适钱玄同一样。不幸的是，他们懂，而我不懂。
于是我选择了新闻系，我想至少我可以离国学远点，实在要写，也不至于叫我写文言文给读者看。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没有想到什么传媒道德文化良知那一层次去。那是知识分子想的事情。
后来看王小波的书，老逮着人家知识分子不放，说得挺玄乎。放下书我想，这年头，还有他妈的知识分子吗？
我知道我不该属于川大，然而我这样的家伙，也只有川大容得下。就似北大蔡校长的“兼容并包”发展到今天到更像“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对于专业知识，我学过就忘，我想说的是，关于新闻，我真正要学的，在社会上，在工棚里，在居委会里，在阿富汗。学校里，只有一帮王八蛋在作践学问。对不起，过分了，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毕业的时候，我一个人选择了西部，来到了重庆。
当时川大新闻系有个美谈，说有个班34个人有17个出国了，有14个读研了，有一个到了国务院，有一个到了河北省委，只有一个当了记者。这个记者真是美中之不足，白璧之微瑕呀。
很不幸，我就是这个记者。
各位知道我为什么厌恶学校生活了吗？
我想这个班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但是不幸我碰到了，所以我有权利厌恶。虽然我并不是一个热爱班级的人，但至少我尊重我的选择，虽然最终我没能逃过文言文。
那时候我对社会充满热情，和所有刚从大学里面出来的笨蛋一样。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些人从出大学的时候开始，就已经不是笨蛋了。我不能判断那种人更正常一点，但至少后一种人看起来更聪明一些。
我对工作的渴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我想，对于那一年飘着白雪的地方，只有玩命的工作才能忘记。
严格来说，那个女的并没有留给我什么，到最后，我很难找到留有她痕迹的东西，围巾，相片，还有情人节的礼物，我都留在了记忆中的宿舍。不管谁会看到，都会笑笑扔到垃圾箱里。而关于那几年的回忆，在后来的日子里都逐渐变得模糊，我甚至想不起来她是不是爱我。分手时没有什么理由，就像开始时没有什么理由一样。
只是那时候我还是算纯情的，不会很恶劣的去想问题。对于生活——那时候我们总说些诸如“生活”这样的词，因为显得认真——那时候的我没什么特别的抱怨。现在我们都说 “生存”，靠，真的是这样的。
我想那个时候我出不出国并不是我们分开的原因，我们分开的原因是，那个女的想和我分开。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不觉得那个女的有什么好眷恋的。
问题是，我总是想起她。甚至会梦见。
醒来的时候，我总会对自己说一个字：靠。
我无意写一篇很长的小说来讲述我的生活，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的忙碌着，一样曾经有一些会被人归为“知识分子”的行为和理想，后来都因为一些原因而改变了，并且都自以为是无奈的，还拥有许多理由说服自己。这些人可能到了29岁都还在想念自己20岁以前的初恋，不过过了30 岁，就谁也想不起了。他们可能再也不相信爱情，却不会不去一夜情。他们似乎看透社会却不知道怎么挽救自己的灵魂。我这样说大概有人不爽，说他妈的老子的灵魂要谁拯救？这样的说法我也同意，但我会劝他少喝点。至少身体是重要的。
我想说的是，像我，一个还没有到30岁的人，是不是就注定没有新的爱情？
我不是指我没有新的女朋友，我有女朋友，很漂亮，有一个时期还不只一个。可是我总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人。
我总是有种很无聊的感觉，似乎我的爱情在那个白雪纷飞的冬天，和心湖一样的冻住了。并且解冻遥遥无期。
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是我自己不愿意解冻而已。
我当时很想说，靠，我不愿意我会来找你？但我忍住了。
对于工作，我很难再像刚毕业那样的投入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曾经为了做一个关注西北农村教育状况的企化，几个年轻人利用假期在黄土高原折腾了一个星期，看着那些满脸黄土的孩子，远道而来支教却和家里闹翻的老师，看着西北人淳朴的脸，我们的眼泪怎么都忍不住。我们拍了10卷照片，用了一个周末特刊对希望工程一类的活动进行反思和回顾，并以媒体的名义发起募捐。
这是好事吧？这是人作的事吧？我心目中的记者就是这样的，相信孩子们心目中的记者也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后来的事情让我对新闻灰心。首先是省委宣传部点名批评我们报纸，说不该对“希望工程”有那样的评论，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领导上几次找总编辑谈话，总编辑自然把气撒到我们这里。这个我们不怪总编，现在的“总编负责制”其实就是“总编背黑锅”制，犯了事都是老总顶着，市委开个常委会名字顺序不对都有下课危险，老总也不容易。
可是后来发展到，我们募捐来的钱被抽走好大一部分，不知所踪，至于是社里还是部里拿走的，居然无从考证，这件事情让我们无脸再去西北，我怕那些期望的眼睛，我怕我的良心受不了。
后来的事情越来越奇怪，我们走到哪个单位，总会有人送钱给我们，好像我们不拿钱就不会用笔似的。
这些事情，相信记者朋友们都是见惯不惊了，可惜那时我只有22岁，很是惶恐不安，不敢收下人家的钱。于是老同志们纷纷表示我这个人不懂人情世故，太老实，没意思。并且开始向领导反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当然，这些话都是在闲谈中告诉领导的，并且还表示他们也是听来的，年轻人不懂事也情有可原，领导不要太放在心上云云。
毕竟我不是笨蛋，我这辈子最笨的事情就是和那个女的恋爱太早，以至于自己这些年都找不着爱情的滋味。我洞察了这些事情并且尝试着黑夜拜访领导，发现送钱送礼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于是收起钱来也就轻松自在得多了，在同事中口碑好了不少。
这么写小说有点像是在给组织汇报思想堕落的过程，所以总的意思是说，我堕落了。别的就不多写了，反正大家都堕落了，有体验。并且我不想给自己找理由，因为一个人无耻就算了，不要无聊。
记得当年李敖说：知识分子的职志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觉得这应该是指导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方向。后来我知道李大师错了，读书人的职志应该是出国。最不济应该当官。
知识分子是一帮奇怪的人，所有人都不喜欢他们，包括他们最爱说的“人民”。可惜他们以为只有自己可以解救大家。更可笑的是，我还曾经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
可能我的文字消极的情绪多了一些。不过都是些真话。
我想当年要是李敖说读书人的职志是为了出国，我也不用深夜醒来说“靠”了。读书真是害人不浅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有了思想了，什么罗素苏格拉底黑格尔不管懂不懂总算也读过了吧。觉得自己和那些俗人真是有区别的，觉得世界上我这样的人怎么这么少呢？
这样的问题是不需要答案的，毕竟世界上的人大多不是傻子。
生活的转机总是会出现的，虽然我们都是说对生活不抱期望的人。
可惜人呐，总是舍不得希望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把希望卖给魔鬼的人。希腊神话中的地狱之门才是泯灭希望的地方，人间不是。
这样说话又像个他妈的知识分子了。
我要说的是，其实生活永远不会走到死角，古人说的好，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实在没有路了。学学王维“坐看云起时”，也算是心理上的另外一条路。
我总是不信人是麻木的，相信也没有人以为自己是彻底麻木的。这是一句认真的话。
爱情对于都市生活到底是一种希望还是负累，是这些年一直困扰都市人的问题。我却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从来到成都我就没怎么出过校园。要不就是离开成都去远足。有一个时期我认为成都的组成是豆腐街区加上永恒不变的毛主席打的象。校园是我每天穿梭其中的，至于北京遥远的天安门只是小时候的映像。我不觉得自己是个都市人。所以我的爱情，就是单纯的爱情。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现在我妈经常会说我，你呀，都二十几岁了，不知道珍惜生活。
可我觉得，我曾经无比珍惜。虽然是曾经，但是也真的是珍惜。
这样说话显得有些酸。还是开始说说关于生活的转机吧。
我想，对于都市的人，只有一条主线，生活——爱情——工作。可能次序要变，可能很多人会隐去“爱情”一项，但是大体上不会错的。其他的都是末节了吧。我是漠视道德的人，不要和我谈道德。所以我永远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顺着这条主线，还是从我毕业开始说起吧。
那年夏天，我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因为我的目的地是广州，一个被人为是意识形态和新闻自由相对开放的地方。我大学的时候看的《南方周末》一类的报纸都来自这个方向。之所以不去上海是因为那里的意识形态还不够开放。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坐在火车上，看着华北大地，心里想，我总要为这大地上的人们做些什么吧？
我不是激进的人，当年看到鲁迅先生的文章我就觉得，好看是好看，可惜我还是不敢写，我也没有这种思维方式。胡适之那样的不温不火倒是很合我的胃口，可惜这样的写作太平常，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讲，没有意义。没有杀伤力就没有影响力。这是我们老师说的。
我一直回忆着那几年在大学的生活。回忆着我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我在那里经历过的事情。
我也一直因为我是川大人而骄傲。因为在西南地区说起川大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乱，可惜的是，川大值得我骄傲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少了。而它留给我的伤感回忆却怎么也洗不掉。
我是在平安夜认识羽的。大一那一年，在平安夜的花花街道上上，来自成都各个地市的疯子们在那里举行游会，说白了就是群殴，搞得疯狂极了。我是没什么人文气质的人，也不懂合众狂欢，我只是静静的看着首次见面的羽，似乎被整个的拉回到了中学纯纯的时光，羽象极了那个她。虽然我觉得我要致力的新闻是科学的客观的，和这些东西没什么关系。可我却始终没法把脚步从她身边移开。
那是我唯一一次参加平安夜的活动，因为我想看看是不是能遇到圣诞老人救济穷人之类。不幸的是，我没找到那个老头子，却找来了再一次的痛，从此我也对圣诞失去了兴趣。
可我的爱情，从那时候起，就留在平安夜边缘。
许多年后，我觉得这是无聊的说法，可是我还是一直这样说着。
大学期间的感情，我实在不愿意过多描述，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描述的。只是那几年里面，我长大了不少而已。
这种成长，并没有让我超出幼稚的范围。
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冬天，羽穿着大衣站在毛主席象边上对我说，我们分开吧，我不爱你了。
我一直望着毛老先生潇洒的手，说不出话。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就会有雪掉到我嘴里。并且这些话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我省了。
我一直看着她消失在我的视线里面，然后想再去看看府南河是不是也冻住了。
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女的有什么地方值得我爱，这是真的。就像老人说的，只是少年懵懂而已吧，这确实是没有理由的。她不是最美的，也不是最可爱的，也不是最善良的。
可是当时我总把自己能想到的一切美好加到她身上，想起来觉得自己很可爱倒是。
可我在许多年里面都没有过那么好的感觉。
不管是不是爱情，我一直不能自拔。
我想，那也是我下决心离开的原因吧。我的心只属于川大的那一个平安夜，而不属于这里。而府南河的水冻住了，川大在我眼里也成了冰。
我想我叙述的太严肃了，没办法，一提到那一段的事情，人就像僵硬了似的，大夏天的，也感觉到西南少见的寒风在吹。
我走的时候，导师给我一封推荐信，说叫我去南方某个报纸谋职，说以我的思想，只能在那里才能有所发展，临走叫我不要忘记大学教给我的一切。
我没有去南方，我不喜欢那里的铜臭气氛和食物，在广州住了一个月，没有找工作，回到内地，开始堕落。变得比广州还要铜臭。后来我想，理想是不会因为地域而改变的，所以反过来想，堕落也是一样，要堕落的人，到哪里都是一样。幸运的是，这个时代并不以堕落为耻。
前一段看足坛反黑，体育版的哥们儿叫我过去帮忙搞特刊我去了。主角是新华社的记者方益波和浙江省体育局的局长陈培德。对于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最后这件案子着落在一个叫龚建平的倒霉裁判身上，这是不对的。正如一个同行说的，这是在小范围的公正，却不是全社会的公平，我很同意这样的观点。可惜我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欲望，随着大流的写了一些评论，不愿意再给老总惹事。
不久我在《南方周末》上面看到一段话，是记述陈培德的：浙江体育局的局长陈培德以59岁的年纪站到足坛反黑第一线。当世人都在惊叹此人越老越胡涂时，北大哲学系的一位教授，陈培德的老师说，什么是北大精神，培德表现出来的就是北大精神。
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是神经病。然后渐渐觉得无地自容。
因为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大学生。
虽然忘记的不止我一个，但是我曾经觉得，我是最不会忘记过去生活的人。我是那种晚上睡不着会跑去对着荷花池吹风的人，我没有诗人的气质却喜欢诗人的浪漫。我曾经觉得湖光塔影的记忆会伴随我一生，可惜我还是变得这么快。
自从西北的事情过后，我一直过着一种难以描述的生活，经常会有一些女朋友在我身旁出现。他们有些骗我的钱却被我骗色，有些真的喜欢我让我不忍心骗他们的色但还是骗了。有时我一觉醒来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总觉得身边睡得应该是羽。可惜那些比她漂亮的脸，总是在我还记不清晰的时候就离开我了。对于新闻的责任，新闻的涵义，我也不会像刚毕业时和编辑讨论什么新闻是事实不是信息也不是传播一类在学术界也争不清楚的东西。
我曾经觉得毛泽东说的那句“去找事实”和下面那些人发挥的“三点一线”简直就是屁话，我最早的时候觉得新闻就是事实，不存在什么“人民喜闻乐见”，“体现上面精神”这样的定语，我按照我的原则做新闻，后果可想而知。一个人斗不过潮流，如果不随大流，就会被抛弃。正义在这种时候是没有什么立足之地的。这是一些很无耻的道理。以前一直有人给我讲，可我总是不信。后来我明白了，却不愿意给小一些的孩子们讲，我总是有鲁迅先生“救救孩子”那样的想法。毕竟我也曾经是个没吃过人的孩子。
我想，我是无力改变这些的，谁又能改变这些呢？交给知识分子去呐喊吧。虽然他们叫破喉咙也不会又用。
一种不是爱情的爱情可以摧毁人的精神吗？至少在我身上，很有这样的趋势。这样说其实是在推卸责任，在我堕落的过程中，羽根本没有出现过。
我想，我应该换一个活法了。不是因为陈培德，不是因为我们想捍卫的精神，是因为我想换一个活法了。
老总很诧异的看着我的辞职报告，半天了，还是点一点头说，尊重你的决定，可是我们这样的单位，想回头就难了。
我笑了一笑，说，谢谢老总，我混不下去了就写书披露中国新闻界的黑暗事实，相信外国出版社会感兴趣。
老总说，你们这些人呐，都是一个脾气。
这句话我听来受用无比。
四年过去了，我又来到广州，对于这座城市，我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对于这里的食品，我倒是说不出的厌恶。想到就要在这里忍受这些东西，不觉有些可怜自己。
南方周刊的老总是导师的同学，也是北大的老前辈，拿着我的推荐书和我的学位证端详了半天，用上海腔的普通话对我说，呵呵，小伙子，为什么不在西部日报报业集团做了？那可是很有潜力的报业集团啊。
我大义凛然的说，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学的是要捍卫正义。
川大人的臭脾气是听到“川大精神”就来劲，虽然并不知为何物，所以这位老总也不例外，微笑点头，丝毫不觉得我是在喊口号。
此时老总显出狡猾的一面，笑笑说，可是我还是要派你去西部，你先要去成都记者站工作两年。对于西部的报道，我们正需要一个坚守新闻道德的有理想的年轻人。
我差点叫出来：我就是在西部堕落的！
可是我忍住了，反正不是重庆，我还是可以重头再来。至少可以不忍受广州的食物。
老总又交代了一些事情，介绍同事给我认识了，最后告诉我，我在成都有一个师姐级的同事，川大新闻系毕业的，会和我一起作一年，然后的一年由我来带着另一个年轻人做。我感到我完全不是这个老东西的对手，居然只有两个人，怎么报道有四个省市自治区的西部？设备？场所？住宿？我不是真的要为新闻献身吧？
还不知道那个师姐好不好处，要是她是个美女难免会打她主意，本来就只有两个人，出了事影响前途，要是是个丑妞就更是苦不堪言了。怎么流落到做记者站去了？
那天在成都，双流机场外面我见到了这位叫于冰冰的师姐。还好是美女，却也没有美到我马上要打她主意的地步，比起我当时的女朋友，还是要差一些的。见她长得这么恰到好处，我很高兴，准备请她吃饭。此人却不给面子，说下午还有采访任务，主要是跟我见个面，介绍一下情况，饭是没时间吃的。
情况是这样的，作为《南方周刊》驻成都记者，我们在成都的一家三星酒店拥有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作为办公和住宿场所，一部通用别克箱式车作为交通工具，一步传真机，一部座机电话，两部手机报销资格，一台配置较高的电脑，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我看着装修格调暧昧的酒店房间想，一男一女两个人住在这里很难免不乱来。尤其对于我而言。
于是我很道学的提出要搬出去住，至于费用，则建议于冰冰师姐将本来我住的房间租给别人，价格当然不会按照酒店收费，够我在外面租房子就够了。
这些作法当然是违反纪律的，可惜我们是驻站记者，有条件乱来。于冰冰是个工作狂，根本想不到什么纪律呀人情上面去，马上答应，并且打电话找她那些在成都的大学同学同住。
我用很舒适的姿势躺在沙发上，自习打量新同事，长发，白衬衣，牛仔裤，很朴素的打扮，大众化的美女，眉头紧缩，和所有不戴隐形眼镜的女孩一样，这孩子不停的戴眼镜和摘眼镜。
神态焦虑，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拿着国家大事民生社稷当己任的记者，换句话说，还没堕落。
想此人也并不好处，所以搬出去的决定是比较正确的。要是带女友回家过夜也不用提防此人不时出现。
于冰冰转身对我说，喂，我联系好了，过来住的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她说把现在住的房子给你住，怎么样？就在玉林小区，下班车给你开，挺方便的，怎么样？明天就搬家。
我很有风度的一笑，谢谢。
对于时代背景，我都不愿意多讲了，以前有个人写了本《生于70年代》，把这一代人说得很清楚。
对于这一代人，我们还是缺乏真正的批判，就拿我来说吧，一个来自好歹算所大学的孩子，家里面父母都是干部，独生子女，事业不算有成也算饿不死，丧失理想和生活的方向，没有爱情，等着老死，随时想重新开始生活却总是没有实现。就是这样吧，出生于70年代的人得到上一代的关怀太少了。而上一代的人，大多是来自文革的孩子，很难要求他们正常的教育孩子。虽然这样说也未免过分，可是那是一个思想真空的年代。思想真空意味着行尸走肉。这句话也恶毒了，对不起，我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
有位师兄这样评价这个时代的人，说这些人就像是从飞机上掉下，最后都会摔死，对于大学同门，他是很手下留情的，给我们一人发了个降落伞，只是上面开了很多洞。
对于这个年代的人漠视感情摒弃道德相信大家也是见惯不惊了，此处不表了。
虽然电视上经常有人说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可我还是会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而悲哀。
我读大学的时候看到郭老痛骂蒋介石的文章，怎么也想不到在后来的郭沫若怎么会变得那么委琐。看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论》怎么也想不到后来居然说出“要用中国的文化拯救世界”这样的胡话来。
时代比人走得快，是很悲哀的。
而某些人，只应该属于一个时代的。我想我如果活在五四，就算死在段祺瑞政府门口，也会比现在快乐的多。至少，我可以见证那时候大学生的黄金时代，见证中国思想史的繁盛时期，见证理想在这片大地上的奔腾。这些话从我大学毕业后就不怎么说了，可是我还没有忘记，谢天谢地。
问题就是这样的，如果周作人比鲁迅早死，林语堂不活到后来，胡适之不活到解放后，也不会有各种非议，毕竟，都是大师。虽然他们都在犯错，可是时代也是个原因。一身历两朝对于思想家来说，是痛苦的。而对于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也算是思想在经历各种折磨，所以痛苦状况，也是不差的。
不过于冰冰倒好像是个例外。此人对于新闻的理论并没有像我这样作过一些深入的研究，说起话来也不会一套一套的，可是她对新闻的热情和对正义的追求却让我很是吃惊。一周里面，除了整理稿件的时候我们很难聚到一起，从她采访的方面来看，多数是下层人民的生活，稿子里都是那些党报里面看不到的疾苦和呐喊。而对于我那些对知名企业家的采访，她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力。这是挺不公平，可是见她劳劳碌碌的样子，也不忍心和她吵架。她也偶尔用一些我的稿子。我们一周只作一到两篇稿子，做得很精致，也很大，很多专题是整版，可以看出，这是个很能干的人。至于为什么她只作那么少的稿子，我一直没有猜透。可是她是领导，我也不想多问。
有一个时期我觉得这就是个不懂生活情趣和人情事故的偏执狂，对于《南方周刊》这样号称以正义和责任为办报原则的报纸来说，于冰冰这样的书呆子真是个好招牌。
让人安慰的是《南方周刊》毕竟不是《西部日报》，我们做出的稿子多半可以发表，编辑和老总不会压住，我们可以放手做许多有意义的新闻。可问题是，钱却少了很多。
我对于冰冰的映象一直不怎么好，我总觉得她像我读小学时候的班干部。总会时不时的告诉我不许讲话一类的事情。事实上她并没有这样做过，可惜我觉得她是这样的人。
我不得不说的是，我对人的观察力还是很好的。我在川大这样龙蛇混杂的地方四年，和各类精英打过许多交道，也算阅人无数。在相对自由气氛下的川大，比之许多大学，更能包容各式各样的人。我只看错过两个人，一个是羽，不能算是看错，大概是看不明白，直到今天，我也不能想出来当时她是怎么想的。而另一个，则是于冰冰，她和我的映像完全不同。
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给人以错误的映像，那么他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角色。这样措辞并不恰当，可也是实话。
不要误会，我并没有爱上于师姐，我只是单纯的表达我的看法。虽然我总是觉得我会爱上一些人，可是我总是没有爱上她们。直到于冰冰从我生活里面消失，我也没有感觉到我爱上她。
这个女人对我的特殊在于，她逐渐让我没有再想起以前的人，不会再在梦里面见到，也不会再想起那个冬天的毛主席。
虽然没想起不等于忘记，可是人的记忆有时候就像一个电脑的硬盘，容量是一定的，当新的数据进来之后，必然会挤占原先的空间。这是个蹩脚的比喻。但是我只有这么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我和于冰冰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同事关系，很单纯也很淡漠。我的女友在川大读研究生，她的男友在电子科大教书，都是有些学府味的单纯孩子，我虽然是个不怎么避嫌的人，可是觉得要是她男友吃醋打过来也不怎么体面，更不希望我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友又来低泣。要说明的是，如果她是对着我号啕大哭，我是绝对不会怕的，我会关上门并且说，滚吧。我潜意识里觉得不出声的哭泣才是真心的难过，所以这些时候，我总是不会狠心。可以这么认为，我是一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家伙，还有些变态。
因为我和于冰冰的简单关系，上班就变得了无生趣，我很多时候连句笑话都不愿意跟她说。我想我也算是个幽默的孩子，对不起，这么说有些骄傲，可是这是我对自己少有的肯定。而且不是周作人林语堂说的那种幽默，是王小波那种幽默。
罗素先生曾经说，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汲取幸福。我想我在成都那段日子里面，实在是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的，因为那时候，我实在没什么人际交往。对于企业和那些单位的敲诈，也随着于冰冰的监督而日渐改正，变成了一个正派记者。
其实人不是不想活得正常，只是缺少改正的毅力。我总是相信我们中学的化学老师说的话，他说，人总是有惰性的，不愿意改变当前的状态。
我觉得他这种说法和牛顿第一定律有些相似，不过很有道理。
我在重庆的时候也并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想要改变，却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于冰冰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人，可是我愿意跟她学好，所以变回一个好人，并不是什么难事。
在成都那些日子，我心情宁静，我想，一个喧嚣的城市里面，有那么多苦难，那么多泪水，那么多感动等待我去发现，我去传播，我是何其幸运，我是多么伟大啊。
这是很臭屁的想法，可是我为这样的想法而快乐。
因为单纯的像个傻瓜，和我读大学的时候一模一样。
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女友也出奇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想，感谢川大，感谢导师，感谢老总，感谢冰冰学姐，让我到这里得到这些。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不可能过太久的平静生活，特别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
在某天深夜，我接到羽的电话。
这是那孩子的习惯，我想，没有人再有这样的习惯了，至少我不认识这样奇怪的人。
在大学的那段时间，她会半夜打电话给我，说她的烦恼什么的，都是些年轻人不懂事说的话。现在我一般直接把女友带回家，有什么叫醒我直接可以说了，不用这么麻烦。
不过要说明一下，相信大家都知道，那种感觉，并不是以后的事可以代替的。
她没说什么，只说自己要和一个清华的家伙结婚了，希望我祝福她。
我想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比较小器的，但是我还是说了。
后来我觉得，那个清华的孩子要是很帅，很有钱，对她很好，她的选择也不一定是错的嘛。这样想虽然有点俗，但是要是给我一个又漂亮，又性感，又知书达理的女友，我也说不定不选羽。
以上都是些不太体面的说法，希望年轻的朋友不要学。
她希望得到我的祝福，说明我的祝福对她是有意义的，不管是什么意义，当别人选择阳光的时候，我不愿意用自己的阴暗去打扰别人。虽然有时我真的很阴暗。
这件事情唯一不对的是，那时候我的生活实在太平静了，平静的都不知道羽是谁了。
可是那个电话，一下让我回到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回到老毛的身边，回到她的对面。想起她倔犟的脸，想起她说的那些斩钉截铁的话。
我一直活得很粗心，可是对于和羽的点点滴滴，我总觉得，我细腻得有些恶心。
从放下电话到天亮，我都没有睡着。
我脑子里没有羽，只有曾生活过的大学校园。一草一木，花园，食堂，讲堂……都是曾走过的地方。
起床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她真的不是我的了，真的不是。
清醒的人知道，其实早都不是了，只是那时候的我，不怎么清醒。
不过我不是偏执的孩子，我不会为这样的事情丧失生活的力气，想跳府南河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那天我们的采访任务是很危险的，这种采访任务有时会让记者们看起来很有责任感。我们是要暗访成都的花童窝点。到过成都的朋友知道，在成都总府路和天府广场一带，有许多卖花的小孩，只要看见一男一女走在一起，就会上前抓住人家的衣服要求买花，很多时候显得像一个个的小无赖，让行人烦不胜烦。
以上那一段基本上是我们做的导语了。我想大概冰冰学姐是和男朋友一起上街的时候被搞烦了，所以要求做这样的调查，据她说那些孩子实在有些可怜，而且背后一定有人操纵，所以要我和她一起假扮情侣，到街上追查背后的黑手，并且要将之曝光。
扮作情侣是很好玩的，只是要是被她男友知道了未免尴尬。采访花童是很有趣的，可是要面对黑手还是未免有些心虚。不过领导的命令我不能不听，再说，在对社会苦难的发掘上，我不能给咱大学抹黑。这个社会再不是说一句“霓虹灯下有血泪，高楼背后有阴影”就会犯罪的社会，我还是挺幸运的，所以我要捍卫这种幸运。我们做记者的最喜欢伏尔泰的一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将用生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所以我应该为有这样的采访机会，为有《南方周刊》这样的让我们说话的地方高兴。
以上这一段是我反复自我安慰的心理活动。
于冰冰也不是不怕，我一直觉得，这孩子是那种正义感战胜一切的家伙。
那天她看我有些精神恍忽的样子，很是有些担心。当然，我想她不会是在担心我，而是在担心采访任务能不能顺利完成。我们准备了一个针孔式的照相机，一个微型录音机，准备深入虎穴。
那天夜幕下的成都显得有些妩媚。我记不得日子，只记得是春天。是万物发春的时候。对不起，这样说又是很粗俗的，可是当时我的心情有些不好。
于冰冰也有些心不在焉的，主要是那天比较奇怪，花童们似乎都不觉得我们是情侣，并不上来要我们买花。虽然当时我们走得很亲热。
于冰冰这时候对我说，你的文章做得很出色。
我笑笑想说，你看着当然觉得出色，都是照着你的口味做的。
这时候她又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不是这样做新闻的。是去年带我的师兄告诉我，要把正义带给人民。他来自川大，和你一样受的是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教育，我爱上了他。
我比较惊讶她给我讲这些，我们是没什么关系的人。我想她大概想那位师兄想的有些花痴了，认为川大的都是好人，就像当年我爱上重庆来的羽，就觉得重庆简直是天堂。或者干脆把我当成他来想象，这就有些变态了。
我装作很不能理解的样子说，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于冰冰笑笑的说，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我觉得她笑得很妩媚，和在办公室里面冷冷的样子不同，而且那种神态，让我想起羽。
我低下头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说，你真是很幽默哦。
她正想发怒，这时候一个花童见我们如此亲密判断出我们肯定是情侣无误，于是马上过来对我们说：先生买朵花给小姐吧，小姐好漂亮啊。
这时候我很亲热的对于冰冰耳语说，我是在工作。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无赖。而她实在是有些无奈。
然后我转身看着卖花的那个孩子，不过8岁的样子，脸上脏极了，穿着一件破破的样子，小小年纪就是一脸坏笑的样子，很有些让人难过。我想，我没有体会这样的难过很久了，如果没有《周刊》，没有冰冰学姐，我想我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感觉。这句话是认真的，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虽然并不是那么有钱。
我对那孩子说：这位姐姐这么漂亮，我当然要买花给她，可是你的花好少哦，我要12朵哦。
那孩子有些为难的样子，想了想说，你跟我来，我带你去买。
我转头对于冰冰笑说，孩子毕竟是孩子。
她余怒未消的看着我，我觉得恶作剧很快乐。
那孩子把我们带到一个年纪更大的孩子那里，让我们跟她说，这时候我基本上清楚了，这些花童确实是有组织的，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就相当于是单位上的组长，管着小一点的孩子，而更大的，却不会这么容易找到。
我为了不让他们起疑，买了12朵玫瑰花送给于冰冰，然后走了。
于冰冰装得一脸幸福，转过街角，就把花扔进了垃圾箱。我本以为她真的觉得很幸福，也不知道是我太笨了还是她演技太好了。总之我说了，这又是一个我猜不透的孩子。
于冰冰恶狠狠的看着我说，这是对你刚才轻薄的惩罚。
然后搂住的脖子亲了我一下说，我不把这个丢了怎么继续采访呢？
这一下搞得我正没回过神的时候，果然另外一个小女孩又过来说要我们买花，于冰冰很得意的看着我说，你这一招真管用。
我想从那次采访开始，我们的关系就不再那么单纯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那么淡漠了。冰冰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讨人喜欢的女孩子，很活泼，很热情，和初来的时候完全不同。这是我不懂她的地方，只是我想我不懂的事情太多了，实在没有精力去考证。一年过后她会回到广州，而我还要在这里继续把《周刊》精神传下去，这是很重要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们发现，组织花童的并不止一伙人，而这些幕后的人都躲在附近，时不时会把几个“组长”叫过去询问一些事务的样子，显得很专业也很无耻。
夜里两点的时候，这些花童开始收工，他们很有组织的到一个地方集合，开始朝一个方向走去。我们跟着向东的一队小孩子，远远的拍了些照片，到了二环路外面的一个很破烂的居住区，这些孩子被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接住，领往附近的一个工棚。
当时冰冰说，这些人太坏了。我们到工棚拍些照片吧。看看这些孩子的生活状况。
我觉得有些危险，可是还是答应了，我想如果我说不去，她会自己去的。
我们先拍了工棚的外景，然后准备透过工棚的门板上面的缝隙拍摄里面的情况的时候，一个男人发现我们在拍照，拿着个铲子追了出来，还大叫“有贼！”
我觉得这一手确实是比较毒的，到工地偷东西的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这么一闹，我们想和闻声赶来的群众也不好解释，我拉起于冰冰，一脚踢翻那个家伙，逃出工地。
我想记者的生活中，这些不算最危险的，甚至不算什么危险，可是当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拿着铲子向你砸来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顺便说一下，我不是厌世的人，但是总觉得自己不该老死。一是因为老死的时候一般会很难看，二是因为老人的生活不管凄苦还是闲散都是我不喜欢的，主要是那种等死的态度。所以我选择做个记者，希望有朝一日能死在阿富汗纷飞的战火中。所以危险我虽然害怕，但是很愿意尝试。
这样的想法会招人骂的，而且我总想，我死的时候羽会不会流下一滴眼泪？这样就未免会有一些变态。
想到她，我心里有一点难受，跑得远了，就停了下来。
于冰冰喘着气笑着说，你真厉害，那一脚踢得那家伙动不了叫不出声来。
我看着她脸红红的样子，想起羽，捧着她的脸开始吻起来。
她没有拒绝。
早上睡醒的时候，冰冰已经不在身边了。我记不得那天晚上我们怎么回到家里的，我只记得那孩子的身体香得出奇，就像金庸笔下得香香公主。
想想我们还要在工作中相处，我觉得自己不该那样做。
那天晚上睡着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羽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地方对我说，我爱你，我想念你，我希望回到你身边，真的。
我说，好啊，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也一直在等你。
在梦里，羽穿着白色的衬衣，和冰冰的一样。
那一刻，我觉得春风吹过来，府南河解冻了。她笑着看着我。
我很久没有做过那样的梦了。
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成年人，她也有男朋友，我们会处理好的。
当然，这是安慰自己想法。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比去采访的时候紧张。
我想那时候我真的是算一个无耻的人。孟子说的无耻之耻，无耻矣，就是说我这样的的人。
不过我漠视道德，并不以之为耻。我怕的是责任。
人很奇怪，对于一些人，我们可以放弃自由放弃尊严，而且并不要求回报什么。而对于另一些人，我们索取之后害怕付出代价。
我想，这也是爱和不爱的区别吧。
那天早上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冰冰已经在洗照片了，并且开始准备书面的稿子。整理昨天我们和一些小花童的谈话。
她看着我笑了一笑，说，你迟到了。
我也一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接着说，我下班要和男朋友去听音乐会，你帮我把上星期那篇关于医疗改革的稿子整理一下，我可能早点走。
虽然有点失望，但是我很高兴听到她没有放弃她男朋友的话。我想，这也是个喜欢随便玩玩的孩子吧。对于这个年代的人，不堕落的实在是有些少。
不过我并不会看不起她，反而有些感激。
那以后的生活很正常，冰冰还是学姐，还是领导，只是我们的关系不再淡漠，我说过了，我们还是各自做自己的专题，有时开开玩笑，有时候打闹一下，下班的时候各自陪自己的男友和女友，和那天以前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区别。
我以前觉得我在性道德上是很有西方意识的，可是后来我觉得，像冰冰这样的女孩子还是比我要超前一些，至少我还会担心，而她似乎就没有觉得那件事情发生过。这样想不能不觉得惭愧。作为开中国开放风气的川大学生，实在不该在这些事情上输给其他学校的孩子。
那时候我会经常在家里陪着女朋友看些无聊的电视剧。当然这时候我会觉得无聊。
我总是想，要是沙发上坐的是羽我会满意的多，至少会感觉幸福，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嘈杂。我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得了偏执的病，并且只有心理医生可以治好。问题是，我的心理医生总是告诉我，是我自己不愿意忘记。
我不愿意想起她的时候，却总是想起，所以我觉得这不能怪我。
我想，对于她的思念有时候轻得像脉搏声一样听不见，然而它的存在就像脉搏声一样，不到我死的时候，不会消失。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执，虽然我并不喜欢，也并不像其他的那些偏执那么害人。
我想，对于我和羽那样的事情，大家都是会碰到，而我们并不可以因为年轻时候的这些事情放弃幸福。我们不会，我们也不能。罗素先生说，人人都希求幸福。这在伦理学和哲学上都是成立的。所以说，她的对于幸福的追求，是正确的。
而我呢，虽然我一直在重复着追求幸福的形式，却没有真正的追求过。
我的幸福就像冻在那年的府南河里面一样，非要她才能给她解冻。
医生说的没错，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一个哥们跟我说，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平静的追求一些东西。那哥们是个知识分子，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知识的追求。他说，我们不能一直不从那种心情里面走出来，而对于知识的追求，是提高我们对事物认知能力的唯一方法。当我们这样的能力提高了，自然不会为自己曾经幼稚的想法痛苦。
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话，可是我总是做不到。
那哥们后来读到北大的哲学博士，可以和黑格尔称兄道弟的学问，不知道他有没有好起来。
我想，有些东西看得太透之后会没有生活的乐趣。
我这话要是被罗素先生听到会气死的。他老人家一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一种幸福，而且认为这样的追求把他“引向天堂”。我知道在哲学上，我是个白痴，但是我还是怀念最初几年和羽两小无猜的感觉，怀念躲在被子里面和她打电话的感觉，虽然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也无法认知什么。或许今天的我不可能再喜欢那样的感觉，可是不懂的时候有不懂的快乐。
以上那些话并不是对我不好学找的理由，我想说的是，我其实很喜欢读书，古今中外，我都愿意读一读，但是读书对我，很大程度上是在抵御孤独，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我一向认为，我们真正的学习和领悟，在生活中。
有时候看着我的女友有些不忍，她是单纯的孩子，或许没有我那么多的过去。她也是聪明的孩子，不愿意问起我那些过去。我记得羽曾经对我说，一个女人，是需要关心的，不要去勉强她。那时候我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觉得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相爱。
我想，她只是在表达一种需要。所以我对我的女友，很多时候会呵护有加，虽然她不是我最想呵护的人。
记得那个时候我对羽说，永远不变的只会是改变，现在看起来，也许我说错了。
我们的那次报道惊动了成都市公安局，社会上也广泛关注。最后警局的人把那几个雇佣童工买花的窝点端了，并且将那些外省来的花童送回原籍读书。我们也做了后继的报道和通讯。
而有些时候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记得我们送那些花童回家的时候，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含着泪对我说，我们回去也没钱读书，说不定会被卖给别人当媳妇了。
看着缓缓启动的火车，我和冰冰都怔怔的说不出话来。
我们总想着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总以为自己是救世主，这和那些没用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分别？
我以前最爱笑中文系的哥们“百无一用是书生”，没想到我们做出的事情，也是一样的自以为是。
冰冰拉着我的袖子，流下眼泪。那天我们站在月台上，心中的滋味说不出的难受。
大学给我了人文的思想，而《南方周刊》让我可以把自己的精神发挥出来，我当时觉得，自己算是找到正确的位置了。习惯了新闻界的黑暗，习惯了分不清“新闻”和“宣传”的媒体，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出一番不违背良知道德的事业。那是我最初的希冀。可惜的是，我发现自己并不如我自己想的那么厉害，那么算无遗策，那么料事如神。
而冰冰，相信也有同样的感受。
那孩子最后的那句话，让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还有很多要学。
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只是一些新闻从业者，我们应该本分一些，对于这些事件，我们还应该深入一些。我们写下的是几万字，改变的，可能是一些孩子的一生。
我对冰冰说，我想去那些孩子的家乡。
冰冰看着我半天，说，我们一起去。
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老总，我们准备好了三周的稿子，然后搭上火车，直奔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孩子的家，是我们的目的地。
车到西安需要十多个小时，一路上冰冰都没有怎么说话。窗外的风吹起她的头发的时候，我觉得，她有些憔悴。
这时候她说，我和男朋友分手了。
我说，为什么啊？
她摇摇头说，我不爱他。
这在很多年前的我看来，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可是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爱情，所以在一起不是因为爱情，分开也不能拿爱情当做理由。所以我那时候并没有说话。我不想告诉她，我也刚刚和女朋友分手。
我想那是我最后一个这样的“女朋友”，因为我已经和在重庆的时候不同了，因为冰冰，因为羽的电话，因为北大精神，因为相信《周刊》还有这样的精神，我想我变得有些像大学时候的样子，一个人可以从绝望变回相信，我想，我是不会在去体验堕落了。
而那时候，我也受不了女友那种绝望的眼神了，因为我不再麻木。
我想起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和羽出外也是坐车，就象现在这样的坐着，那时候她也坐我对面。当时我看着她的脸，无比开心。
我对着冰冰的时候，总会想起羽，我怕有一天我分不清楚她们谁是谁。虽然她们两个没什么相同的地方。除了性别。这句话一点也不幽默。
看着对面坐的冰冰，我并不知道她在想一些什么，她现在是我在成都唯一的朋友，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本着人文精神做新闻的同事。她和我没有什么推心置腹的交谈，可是她的工作，让我不知不觉的回到大学的状态。我想，这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女孩子。虽然我并能猜透她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她对生活之一种什么态度。我想，每个人的背后都交织着这样那样的过往，都有不长的青春岁月留下的深深痕迹，所以我也并不忍心问她那些问题。我只是觉得，那个川大的学长，应该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
我以前失恋的时候，哲学系一位学姐告诉我，青春不能规避爱情，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从不劝人逃避爱情，可是你的性格太怪，有时候心软，有时候心狠，对于羽，又是超乎寻常的偏执，我倒希望你能够好好回避一下爱情，当你想清楚了你自己对爱情的态度，再开始恋爱。
我说，怎么办呢我？
她说，读书啊，阅读是幸福的事情。
川大是很有这样的高人的，动不动就叫人读书。这位学姐后来研究宗教，最后参透红尘，出家为妮了。我们一点不觉得奇怪。哲学系的这些事情平常的很，“兼并包容”在思想方面呈现江河日下之势，可是在怪异行为上，很有蒸蒸日上的势头。
本来我想，我哥们和这位学姐都劝我读书，我是不是该真的多读读，于是找来一些孔孟杨朱，墨子庄周，史记世说，一通乱读，可惜文言文功底既差，道德标准又差得太远，读起来很没味道。
记得读王小波时他就老骂孟子是个老朽，说他道德有问题，说他喜欢“自激”，喜欢抽风，我看了也是同感，不知道算不算先入为主。而《史记》是余杰最推崇的，在我看来，也是知识分子对着世道大发牢骚，虽然处世怀忧，对于我也引不起共鸣。我是缺少那种恢宏气势的人，读这样的书只能感觉高山仰止，脖子很累而已。《世说新语》本来有趣，人说三国名士，魏晋风流，都在一本《世说》之中，可惜翻开第一页上面赫然写着“德行第一”四个大字，看得我大败胃口。
后来想想，读书人的事情，很难说得上有趣有用。况且从心里的想法变成文字，几经变化加工，怕是早就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了。所以我想，我如果写书的话，一定只写给我爱的人和我的朋友看。这是很单纯的想法，是鲁迅先生的教导。
我想，对于处于困顿生活中的人来说，其实阅读起到的作用并不那么大了。我是热爱知识的人，可是我不觉得知识的力量有那么大。我觉得在我那些年的生活中，阅读只能让我不痛苦，却不能让我不思念。这时候阅读就像一副缓释胶囊而已，并不是如学姐说的那么见效。书读的多的人，脾气也变得够怪，李敖先生就是个好例子，有人说他为人为文都不在二十四品之内，我想并不过分。英国的萧伯纳大师更是狂的可以，说，别人捧我，我很不安，因为我觉得捧得不够。
我说这些读书人得坏话是想说明，那次我在火车上想到了一些事情，是我读大学和读书时没有想到的。
那种想法很简单，就是，其实我们做的只是试图挤占自己的注意力。
当然这样的想法并不新奇，大家看我前面写得几段话，其实和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我硬要说这些让我学会了什么的话我想我也说的出来，可惜的是，很多时候这样的联系并不是自然的。
于是我觉得，读书缺少了生活的反馈，是我们一直的误区。而且很多人读书读得走火入魔，大概也是这样得原因吧。
那么我们的生活呢？我望着窗外的黄土高原感到悲哀，我们的生活从大学毕业开始，从初恋离开我们开始，就变得满目疮痍，鄙陋不堪，我们根本不能控制自己行进的方向，不管我们最初的愿望如何，不管我们最初爱的什么人，不管我们最初想做些什么，到了现在，我们都不能控制了。
余杰说这个时代的人以从飞机跳下的速度堕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很幸运，我有那把降落伞，我的降落伞就是我的精神精神，还有对面坐的冰冰。
那次坐在火车上我想了很多，只是一直没有个确切的结论，也就是说，我到底能做什么，要怎么做，我依然不知道。我说了，我生活的主线无非也是“生活——爱情——工作”对于生活和爱情，我依然有些迷茫。只是对于工作，我知道我要做些什么了。而且我对自己说，我会做到底的。
我们在黄土高原找到了那些孩子中的几个，他们有些确实回去上学了，孩子的父母哭着说不知道孩子们出去生活是这样的，可是也是确实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家里确实没钱，别人来招人就只有把孩子给他们，还怕别人不要。而另外有些大一点的孩子也确实嫁人了，这些事情我想我们是要负责，可是我们怎么负责呢？对不起，这几段大概看起来有些沉闷，但是对于那时候的心情，我幽默不起来。
那次高原之行郁闷的不行，我们灰头土脸的回到成都，写了一篇关于新闻工作的反思，老总说自己扇自己耳光，不给发。我几次打电话给它，搬出我所崇尚的精神，说反思是时代缺少的精神，我们应该开这个风气。老总还是没有同意，不过寄给国内知名的新闻理论刊物，当评论文章发了。也算是个大学生做的事情。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因为赶稿子在办公室加班，冰冰一个人在卧室里面看电视，不知道看什么搞得哭得一塌糊涂的，出来的时候说，好了，我舒服了，我请你喝酒，说完到超市买了一大堆啤酒，把我拖到天台。酒店30层的天台，很有些冷，虽然是初夏，我还是有些支持不住，可是知道她新近失恋，实在不忍心扫她的兴。
我看过一部日本电影，里面说，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女主角演技很好，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很凄苦，可是没有掉泪。我觉得冰冰那时候就是这样的表情。
以前我想，她对工作的执着让她很焦虑，可是后来我们熟悉之后，我觉得她很开朗很活泼，工作对她来说并不是问题，而她的眉宇之间，却总是有那种不安。
这时候冰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和他真的很不同。
我知道她说的是我的学长，她爱的那个人。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说什么好像都挺多余的，我只是想做个听众。这些时候我角色转换挺快的。
冰冰坐在地上说，他才不会陪我到天台来喝酒看星星，他是那种把他热爱的新闻事业当做至宝的人。他从来不会停下他追求知识的脚步，他也不会为我这样的人停留。
我觉得很痛，我在想，当年在羽的面前，也是这样听她说起她曾经的他，一次又一次。
我觉得她说得凄苦，低下头吻吻她的脸说，其实这是他的损失啊。
冰冰摇摇头说，他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他说不去美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他要看要学，他要为中国的人民做点事情。
川大的这种人在那些年里面是很多的，这几年死绝了之后，没想到还是被冰冰碰到一个。这样的人对于冰冰一类的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是一句公道话，虽然我是个男的，我也不喜欢对女生负责人，可是我会不忍心看着那些真心爱你的人收到伤害。我对感情的认识，总是有些不够洒脱的，这一点上，对羽的感情就是一个证明。我不觉得是什么不好的事情。至少，有点良心未泯的意味。
我对冰冰说，那孩子其实人格也不健全啊，虽然他的所作所为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可是按照罗素先生的说法，他缺少知识分子三个特质中的第一个。
冰冰点点头说，是“对爱情的渴求”。
我笑笑说，是啊，不懂爱情的人，又怎么知道爱人民呢，又怎么知道对人民苦难有所悲悯呢？他的精神，或许并不是真心而是一种掩饰吧，掩饰他人格上的不足。
冰冰睁着大眼睛看着我，我不知道我这样诋毁她的爱人是不是会惹她不高兴，看她没有要发火的意思我继续说，我想罗素是那种对人的本能很重视哲学家，他也研究伦理。他说人人希求幸福，王小波也说，追求知识让我觉得很幸福，所以我追求它。这就是说，一个真正追求知识的人，应该是在追求知识的时候有幸福感的，所以他不停的追求。知识这时候也就成了幸福的本源，与爱情绝对不会冲突矛盾，我想，罗素和王小波都是这个意思。而那个家伙把追求知识当做是一种使命，这样的人用王小波的话说“犹如抽风”，是先认为知识是好的，所以才追求知识，这样的人不能从知识中体会到幸福，那么他并不能懂得爱情的幸福，也是正常的。
冰冰破涕为笑说，你真会瞎掰。
我也笑笑，说，这是小生的看家本领。这个人的行为是很可爱可敬的，毕竟在这个时代，这样追求知识的人不多，可是他的动力和目的，并不会是说得那样好听吧。知识分子也是爱骗人的，骗着骗着就把自己也骗了，以为自己真的那么高尚。我想这些问题上再大学问的人都难免偏执，当年鲁迅先生说刘半农喜欢“红袖添香夜读书”是腐朽的坏习惯，可见他老人家也没怎么参透。
冰冰笑得不行了，很亲热的拉着我的手，亲亲我的脸说，好了好了，谢谢你，你们真的很不同，不过我更喜欢你了现在。
我说，小的不才，姑娘错爱。说这话时脸上表情有些僵硬。
冰冰这时候说，我好了，你快去赶你的稿子吧，要不要我给你添香啊？
说这话时又恢复了平时的神态，我松一口气，想，她要是羽，今天完美了。
我和冰冰，从那时候开始成了更进一步的好朋友，只是她和男朋友虽已分手，却居然再也没有提过情爱之事。对于那一夜我们的事情，也从来是只字不提，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而我和女朋友分手之后，也再也没有叫过什么新的女朋友。我想既然爱情对我来说那么苦难，那么我就先学会不再偏执。
我们每周做着稿子，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整个西部的报道井井有条。虽然很忙，但是感觉自由自在很快乐，有时抬头看看冰冰，还觉得有些幸福，因为这个孩子虽然猜不透，却一点不麻烦。这是比较卑鄙的想法，不怎么体面，可是如果我不把她当做好朋友，我也不会这样想了。
有时偶有闲暇，她会拖着我去逛一下街，买点衣服看电电影，也算是有些业余的生活。至于那个住在她那里的室友，实在是一年之中很难见到什么面，如果我不是加过那种通宵的班，我恐怕都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子。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个月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夏天结束之前，我和冰冰一起去自贡报道一个关于交通局长腐败的案子。
说穿了，是座丑陋的城市，除了几处古色古香的建筑可以看出曾经的繁荣，更多的是不伦不类的现代建筑，几乎没有交通规则，行人车辆都在街上乱窜。
这种穷山恶水的地方，刁民既多，出一两个贪官，绝对不会是新鲜事。
可是那次采访我们觉得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这里，我们先是得不到当地报刊单位的支持，《自贡日报》的那位傅总虽然很客气，请我们两个吃饭，请我们参观他们的恐龙博物馆，西秦会馆，可是说道提供资料，却是很不爽快，说上头封锁，不能给我们，说他们是党报，报道什么主要是看宣传部的脸色，这些事情的内幕纪委也在查，不太方便，要是流言四起，对自贡的经济建设也不利。
这些情况也是实情，在西部日报的时候我们的的报道就是缚手缚脚，每天就报道一些开会剪彩的事情了事交差，根本没什么新闻可谈，遇到《华西都市报》或者《成都商报》一类的报纸却又显得格调低下，小市民品味，不能发挥新闻的作用，所以现在的新闻真的是有些困难。
傅总是川大毕业的，叙起同门之宜讲话亲热了许多，感叹世道不公，人心不古之余，也告诉我们这件事市委叫一定要缩小影响，扯出大案子的话这届班子的升迁恐怕大有问题。
我们听得心寒，起身告辞，傅总送出门来，最后说了句，这件事你们尽力去坐，中国的新闻希望在你们的身上，并说这个案子最好的突破点在那个交通局长身上，如果能采访他，那就能抓出些东西。
冰冰出来之后笑着对我说，看不出这位总编还真讲组织原则，说不说就不说。
我也笑笑说，他已经很帮忙了，毕竟是知识分子，你要是遇见那些跟你打官腔的，那才麻烦。
我并不喜欢别人说我是乌鸦嘴什么的，可是很不幸我们在看守所遇见的那个所长，正是肚子里没几滴墨水却把官腔打得十足的那种家伙。这人普通话尤差，交流起来已经万分不易，他还要耍那一套官腔，真是让人想打。
这位胖得远看让人不敢确定他是站着还是躺着的所长说，市委说的，这个犯人在看守期间不能采访。除非你们有市委某某的签名。
冰冰都急得要骂娘了，他还是只有那几句，想是武打小说看得多了，也知道不变应万变的道理。
我看冰冰真的忍不住了，拉着她的手走出看守所，驱车直奔自贡市委宣传部，很嚣张的告诉看门的《南方周刊》记者要采访宣传部长。
部长是个50岁左右的秃顶男人，说是姓王。面子上很是客气，估计考虑到《南方周刊》的影响，而原则上是不欢迎的，他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为了交通局的事情来的。
我想现在求他是没用的，就对他说，王部长，我们这次来到自贡市可以有两个专题做，我们想选做一个，既然我们想采访那个罗局长的事情你们常委会觉得有困难我们就不采访了，因为这个人影响不好，给贵市抹黑。
王部长一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马上叫秘书看茶看茶。还马上把我们当亲人似的说这几天记者太多，都是外边来的，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什么报道反腐败典型，这案子还没有最后结案，这么传出去哪行啊？再说了，谁都去采访那个罗森，要是他胡说在职领导的坏话，传出去影响多坏？你们年轻人难得这么懂道理啊。
这时候他顿了顿看着我说，你们要做另外一个专题是什么啊，说来听听，看我能不能帮忙？
我笑笑说，部长您继续说啊，我们就做这个专题，就主要写您。
王部长一下紧张了说，写我什么。
这时候冰冰插话说，写你百般阻挠媒体对反腐事件的客官报道，典型地方保护主义，官僚作风。
王部长脸现愠色，说，你这个同志……
这时候我打断他呵斥冰冰说，小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这么不懂礼貌。然后转头对王部长说，王部长，您别生气，这孩子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刚才受了看守所长的气，年轻人有点冲动，您别见怪。
王部长摸摸秃头上剩余的头发说，那关系没关系，谁没年轻过，你继续说就是。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我笑着说，我们想，既然我们有这个案子的采访任务我们也不能不做，我想，我们就干脆做一点外延的东西，不会对案子本身有什么触及。
王部长说，那很好啊，做什么呢？
我说，我就想救我们在采访中遇到的困难讨论一下现在中国时政报道的大环境，算是一篇评论文章。
这位部长是个聪明人，睁大眼睛说，你……这不是和她说的差不多吗？
我说，不不，我们绝对不会提到您的名字，您放心。
部长有些急了，说，你威胁我呢？告诉你们这些小同志，我们是要为大局着想！先要的是稳定！你们记者就知道瞎起哄！
这时候他大概瞥见冰冰正在走笔如飞，似乎正在纪录他说的话，一下语气有些软了，说，你们其实可以多正面报道一下自贡的经济建设……
我严肃的说，王部长，我们不怕什么，我们国家现在新闻改革力度加大了，虽然还没有深入内地，可是在南方，我们的报道绝对是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严守新闻道德，绝对不会瞎起哄，江泽民同志骂香港记者起哄，我们写过评论员文章讨论，您要骂我们起哄，我想这是对我们不尊敬，我们一定是会代媒体向自贡市要一个公道的。
王部长多年老吏，听我这话自然知道我想要什么，只是脸面上很有些拉不下来，说，你要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可是你也知道我是作为长辈给你们年轻人一点意见而已……
这时候我说，我也知道王部长做了多年宣传工作，知道我们《南方周刊》不是信口雌黄的报纸，我们代人民言，人言，信也，我们说不会胡乱报道罗森所说就是不会，请您斟酌。
王部长找到这个台阶，自然也就下了，只是心里恼怒，大概恨不得将我们两个吃了。
我和冰冰拿着王部长签名的条子走出市委办公楼，冰冰笑脸盈盈的对我说，你真像个流氓。不，是恶棍。
罗森倒是个爽快的人，有问必答，采访中我们感到此案牵涉极大，自贡市政府里几位要员恐怕都脱不了干系，此案尚未定案，如果自贡市想把这件事掩盖过去黑鍋都让这个罗森来背我们就需要舆论来施加压力了。
我们心情沉重的驱车返蓉，我看冰冰很不高兴，知道她人好，不愿意看到这些阴暗的事情发生，就逗她说，扯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想要是在古代，我们怕是不能生离此境，那边杀了我们之后报与京城就说路上遇到强人，两个记者不幸遇刺，钱财被抢，正在缉拿疑犯。
冰冰笑笑说，不久传来消息，两个劫匪因为分赃不均互相厮杀致死。
我们都笑了起来，气氛好了许多。
案子做到这个程度，就不是我们两个人能够做得下去的了，我们报给了老总，老总报请中宣部，然后派了一队人专么负责这件事情的追踪报道，而我和冰冰负责把我们那一次自贡之行的见闻写成第一个专题，并对案情的发展做出展望。
后来这个案子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了解，不仅交通局长，加上一位分管交通的副市长，一些市政要员纷纷落马，做新闻做到那个时候，我才有了为民喉舌的感觉，扬眉吐气之极。甚至想起保尔柯察金说的什么“不为碌碌无为而悔恨”，虽然过分，但是可以想见那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
那些日子，我和冰冰并肩作战，白天采访，夜里赶稿，忙得不亦乐乎，我想生活在那种时候给了我们最好得馈赠，给了我们最好的机会，可是我们还是没有相爱，那真是要归结到宿命上去了。
那时候我对羽的记忆也渐渐轻淡，想起她和她的清华老公，应该是很幸福的在某个城市里面生活着吧，虽然带着我那些有些阴暗气息的祝福，但是她因该生活的很阳光了吧。只是我对爱情的那一分偏执，却让我不能接近冰冰。虽然我梦见羽的时候，也会梦见冰冰花一样的香味，可是我知道，我对冰冰，永远不会向对羽一样的眷恋。
至于冰冰，似乎并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她努力的工作着，闲下来的时候就坐在我对面吃着零食或者到卧室看电视，一会儿出来哭一次或者笑一次。
我想，那时候的她，真是自然真实得像个小孩子。
后来我回广州见到得冰冰，却在也不那样了。我真的不是很懂。
那年秋天完了的时候，我们把手头的事情忙的差不多了，就买了一些酒，又来到那个天台。
我喝着酒对冰冰说，《周刊》救了我，你救了我。
冰冰说，你也救了我。
我笑笑说，关于那个装腔作势的川大学长，你早晚会把他看透的，可是如果没有你和《周刊》，我的生活会继续痛苦不堪。
这时候冰冰说，可不可以说说你以前的女朋友给我听。
我怔了一怔，看着她期待的眼神，就跟她说起那时候的川大校园，说起那时候的平安夜，说起羽的眼神，说起我的思念，说起她的选择，说起那些我一直不愿意说起的过去。我想，她是愿意听的，她听得那么认真，那么入神，仿佛和我一起回到了川大，回到了那些日子，看着我和羽的生活。
那天顶楼的风吹起冰冰的长发，抚在我的脸上，很像那种青春偶像剧里面的镜头。
换句很土的话说就是，很有气氛。
不过我有些不识好歹的想，我和羽，未尝有过这么平静的相处。我们永远得不到这样的画面了。
我并不喜欢自己这些想法，我想羽要比我好得多，如果她老公在天台抱着她的时候她想起我真的是会有些煞风景的事情。我虽然漠视道德，不会觉得对不起她老公，但是不希望她因此而痛苦。话说回来，这是不会的。
冰冰说，其实她结婚前给你电话，说明你们的感情对她来说，始终是难以割舍的。
我笑笑说，这孩子是我永远猜不透的人，我相信我们之间的那些感情，却不敢相信我们的爱情。她对我的感情是真的，可是她对是不是真的有爱情，我一直不敢确定。
冰冰笑了，你真的有些神经哦，那你们的感情源于什么呢？
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我想女孩子的想法和男孩子还是不同的。女孩子要是有个人疼爱的话会感到很幸福，而男孩子是只肯疼爱自己心爱的人的。这些都算正常，我想我对她，也算是疼爱了吧，可是她好像并不觉得呢。
冰冰说，你其实不太懂得女孩子的心，以你的角度，大概你觉得你为她做过许多事情，等待，陪伴，担心，许许多多。可是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平常的事情，算不得什么感天动地。
冰冰见我不说话，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你那个女朋友，并不是不懂珍惜的人吧，她和你一起那么久，大学三年时间，应该是一个女孩子最黄金的岁月，她给你的，你以为就少吗？如果她累了，选择她现在的老公，也是正常的，她选择在一张白纸上面写字，当然要轻松的多。
我说，我总是不能明白那些道理，我也不知道对于幸福我到底缺少什么。说你那个川大学长是抽风，其实我以为有她在身边就是幸福，所以一直不肯解开心头的锁，算不算是另外一种抽风呢？
冰冰喝了一口酒说，你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可是你把所有的在乎都转移到这一个人身上了，真是个傻子。
我笑了，我一向自诩聪明，觉得自己又有深度又博闻强记，中国知识界的后起之秀云云，可是在冰冰这里，变成傻子，虽然有些落差，但也不无道理。
我也喝了一口酒说，我也觉得自己和时代格格不入，对于工作生活，我都找到了立足点，可是对于爱情，我始终是迷惑的。我想我和那孩子开始得太早了，持续得太久了，遗憾太多了，所以久久缠绕在心里，久了，思念也成了习惯。
冰冰不说话，喝完手中的那一罐酒后，用手捋了捋头发，有些幽幽的说，你可以思念，但是不必回头。
我知道她是说，在回头时已经是满目疮痍，物是人非。这种感觉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自己就像是得了病似的，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么多少年才能消失。
我们眼前的成都灯火辉煌，成都的夜景虽然不美，却让我觉得自己渺小。
我看着冰冰，觉得自己幸运，那时候我想，虽然我最终没能爱上她，她却是在羽后让我最接近爱情的人吧。
这时候冰冰问我，如果你女朋友在回到你身边，你会接受吗？
冰冰表情很严肃，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我是个在有些时候有些酷的人，虽然两个“有些”让我的“酷”看起来像联合分布的二维随机变量，可是在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时，我觉得我都是很酷的拒绝的。可是当冰冰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了很久说，我想我会的。
冰冰没有说话。
冬天来了，做完了关于年度总结的专题，冰冰也要回到广州，而我将和一个北师大毕业的小师妹在这里继续工作一年。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很想问老总，你们是不是有意要把一男一女安排到一起？你们有没有点传统道德啊？
不过为道德说话不是我一贯的作风，所以我还是没有开口。
冰冰要走，她的室友也搬回玉林小区，而我则搬了过来，这些都是些烦琐的小事，让我们那时候都有些情绪焦虑。
冰冰很有热情的买一些四川的小东西，说要回去送给同事和家人，我当然陪同采办。冰冰还是笑黡如花的样子，我想这孩子的心事我是猜不透的，所以也不怎么去猜。我有时觉得她爱上我了，有时觉得实在不怎么像，也就不想了。
那天在机场，冰冰对我说，不要打人家小姑娘的主意啊。
我说，不会了，真的不会了。
冰冰说，你知道吗，我爱上你了。从那天在天台上开始，我就爱上你了。
我没有插话，她继续说，我本来把你当做他的替身，可是后来我知道，你不是他，你更可爱。我不是软弱的女孩子，从现在开始，你看不到在成都的于冰冰了，那才是真实的我，我只想给你一个人看。
我说，我不懂，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冰冰看着我的眼睛，良久，叹口气说，你以前的女朋友，是叫羽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说过啊。
冰冰说，那天你睡着之后，抱着我，却轻轻念着她的名字，叫她别走。
冰冰说完之后，走进通道，她的一滴眼泪，留在我的掌心。
飞机起飞之后很久，我还站在那里，我想，在成都那一年给我许多新鲜的体验，给我许多对于生活的认识。那一年让我找回了失落的理想和精神，却让我失去了接近爱情的机会。
关于羽的记忆，或许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是我对待那些记忆的态度，让我自己不能自拔。
从冰冰的表现，我知道她不相信我能从那里走出来接受她，或许那天在天台上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她给自己的最后一个机会。
我一是觉得自己心里有些空旷。记忆的碎片如果有这样的作用，我们是不是非要记住呢？
许多年了，或许我已经记不清羽的样子，可是那些过往，还是影响着我的生活。
我不喜欢说这是深情，我觉得是不正常，是病态或者变态，怎么骂都不过分。
冰冰的眼泪温热，却温暖不了我冰冷的手掌。
我眼睛模糊，只觉得自己又身在校园之中，看着那些熟悉的人在身边来往，在他们中我始终在寻找羽的影子，却不知道她是否还在毛主席身边微笑等我。
如果记忆可以消失的话，我们的结局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难道我不爱冰冰吗？
当明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又是新的一天，可是我们心里的回忆，又多了一页。
我无可奈何的笑笑，这就是生活吗？让我们的负累越来越重？
我想那样的话，将是没有结束的循环。
（全文完）
知识，幸福（后记）
这两万多字是两天的时间里面的写完的，关于故事本身，篇幅关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主要觉得对于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讨论会有一些意思。
我试图描写出男主角思想变化的过程，因为自己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可是实在是水平关系，在这一点上，我做的并不成功。
而那种近乎偏执的爱情，是一些小时候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殊不足道，可是经过放大之后给一些朋友看看，希望悟出一些道理。
我想故事描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思想变化过程，这是除了爱情之外的另一条主线，对于生活，工作，爱情这三个主题，在这样的变化中我试着一一诠释。只是诠释而已，不是定义，定义或许只有一种，可是诠释会有很多种。
我毫不保留的说，那是我想过的生活。可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有几点是致命的，一是我的描写过于理想化了，如王小波所说，东方人不止在人际交往中汲取幸福，还不断自激，形成各种抽风状态。这对于社会生活来讲，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吧，虽然我写的是两个成年人的爱情故事，可是我还是把他们放到一个真空的状态中，这样一来，这个环境失去了社会意义，太特殊。二是我并没有经历过思想完全堕落的过程，所以我并不敢保证自己是否不喜欢那样的堕落，虽然现在我是很唾弃那种生活状态的。
我最近读到的最好的书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作者和我一样是学理科出身的人，可是在对科学的认知上，他比我高出无数倍。他对科学的态度让我尤其感动，他说，那些东西可能我学来一辈子没用，可是我学它我就觉得它很好，我能学到它我觉得很幸福。这是大概的意思，原文我不太记得，他写得很饶舌。
我想，对于知识和幸福的联系，这是最好的诠释。我在小说里面摆出了这个观点，那是在天台上的一段对话，虽然说得不太正经，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是我最喜欢的。
罗素先生很有名的一句话是，知识分子的三个特质是：对爱情的渴求，对知识的寻求和对人类苦难发自肺腑的悲悯。他进一步阐述这三点时说：前两点把我引向天堂，而最后一点却让我直面苦难的人间。
我以前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最后一点上，我的感觉是，这样很难有幸福的感觉的。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忧愤得很直白，很坦然，可是在面对幸福的问题上，却总是有些隐讳。至少我没有看见哪个人写的书说追求知识本身让他感到幸福。我们的读书人把读书想得太功利了，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什么“格物致之”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目的性太强，过程中很难有乐趣。这些话都是王小波说过的，他说得比我好，大家可以去找来读读。
当时我觉得，我对科学的态度确实应该反省了，如果我不能在知识中得到幸福的感觉，那么我读这些书对我除了抵御寂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应有范文正公那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当有写《史记》的太史公一样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把天下的苦难当做自己的责任。李敖说得更直接，说知识分子就是该持不同意见，跟政府作对，进而推进政体和经济的改革。我想这些都是好的，可是我总觉得这些东西和我的生活态度有些格格不入。我既不是古道热肠之人，也不是忧国忧民之士，一个时期我甚至觉得自己道德观上有些问题。后来我才知道，拼命想把别人归到自己建立的道德体系里面的人道德才有问题。
所以现在我想，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什么是很愚蠢的，知识是幸福的本源，我们应该向追求爱情一样追求它。
对于学术界的各种论争，看了也就看了，千万不可以偏执的用一种观点去批驳，也不可以放下立场去跟随。我想，学习的时候是愉快的，然而要用学到的东西去明辨是非，那不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做得到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我读关于《六四事件》的资料，读了之后觉得气愤难平，在论坛上和人吵架，一口一个“要还历史公正”。我想说的是，那是很幼稚的，现在想起来，只觉得是受了蛊惑，因为我并没有因为吵架而感到幸福。
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永远是可以有各种说法的，后来我又看到一个叫何新的学者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讲（1990年，主题是六四事件），他很坦白的反对运动，说得在情在理，看了也不得不信服。只是我也知道，他的观点不是没有漏洞，比如有人要说他的讲稿有些民族主义相信也可以说得入情入理，只是我没有那样的学问，说不出来。
说这些是想说明，我们现在的年纪，现在的状态，其实幼稚的很，我们可以在对知识的追求中得到幸福，可是绝对没有到有能力反馈社会，明辨是非的程度。我们要学的还很多，几年以后，或许我们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会有一些自己的哲学，但是那些不是我要讨论的东西。
我想，我们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应该很自然的追求幸福，这才是我们能做到的。
这就要牵扯到对爱情的态度上面。爱情也是幸福的本源，青春所不能规避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学习和爱情总是互相挤兑的。我想，这样想未免又有些偏执了。对不起，这一段时间我老是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个词造得真好。大概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大家都有一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思想，觉得创业要紧，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先放到一边。或者说，有些人选择了爱情，但是却觉得自己是拿学业做了牺牲。这样的想法都是不太对的。
一个正常的年轻人都应该对爱情有发自内心的渴求，而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渴求也同样强烈。我觉得并不矛盾，如我所说，“红袖添香夜读书”虽然写得香艳了一些，其实并不腐朽。我不是学周作人林语堂鼓吹什么“闲适”，我是想说，对于幸福的追求上，实在没有什么孰轻孰重，或许最后我们只能得到两种幸福的一种，可是希望我们不是主动放弃的另外一种。
我想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很不好的例子，在对爱情的追求上，他丧失了一种本能的东西。虽然我在塑造他的时候用了很多不太客观的描述，但是我想说的是，对于知识和爱情来讲，偏执是最可怕的。
这也是我在文中反复提到的。虽然我们现在还很年轻，很有些时间偏执一下的，中国也是很提倡什么忠贞的，可是那种用道德做掩饰的抽风一直就是中国传统里面最害人的东西。所以我想，如果你以前的爱人放下回忆去寻找幸福，绝对不是什么坏事，我们是很应该为这个高兴的。当然事情都是两面的，周国平说“嫉妒”是因为“在乎”产生的，所以我想嫉妒一下是可以的，这和偏执无关。
说了许多，再对“偏执”下个定义，《现代汉语词典》上说是“偏激而固执”。走入这样的状态之后，就很难再谈什么幸福的本源了。不管如何，我写的那个主人公，是想对某些时期的生活做一个反省。如果大家看到有共鸣，我会很高兴，我想有人也会很高兴。
对于我提出的生活主线，我并不能清楚的诠释，但是我想说，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本能去追求幸福，爱情也好，知识也好。而关于知识分子责任或者读书的目的一类的东西，我想我们还需要慢慢学习。我这样说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只是这些不是我今天要表达的主题而已。
最后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都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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