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感（二）——关于鲁迅
2005-03-15 20:46 | 温峤
这个星期素本科阶段的最后两门课考试，感性的让人懒的写毕业论文，估计3月底是来不及完成了，要被老师k了。今天贴的是其中一门课的考试交的文章，关于鲁迅，争论比较多，本来不想参和，毕竟不是自己专业（安排跨专业选修本意是好的，可惜没有一门是认真开设的，所以情愿上其他系的专业课。）但是，考试规定，没办法啦。（引用的注释没有标出，文献放在最后，其他的注释都防到文中了。）
写完后发现完全是四不象，不是文论也不是史论，也不像人物传记，看来今后3年读研有的苦了……
想读研的英语一定要好，不单是考试，现在有感触了。——以上题外话。
思考者的内在世界并不是仅仅属于某一个确定的人的世界，而是属于普遍的精神的世界——题记
一、一些概念与说明
本文用“五·四” 运动作为标志仅仅是服从于一种普遍的历史观点，即“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分割线般的标志，在文中所要讨论的鲁迅的复仇观的分析上，这一事件的影响更大程度上是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外部环境，造成了一些特别的与鲁迅有关的事件，从鲁迅参与《新青年》到后来的“女师大事件”，鲁迅的私人与公众生活都被卷入其中。这些事件对于鲁迅思想与他“别致”的复仇观作为助燃剂与导火索的意义要大于“五·四”本身所包含的“启蒙”与“救亡”的主题。
本文所使用的鲁迅作品的上下限为1912年和1926年，即鲁迅在北京的14年。其中又可以分为两大段，则大概以1921年，鲁迅写信反对《新青年》“不谈政治”为界。在前后两个阶段中，鲁迅作品中对于社会现实关注程度有相当的反差。此外，23年的兄弟反目和24年年末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使得鲁迅的作品愈加偏向论战性，有的篇章中所流露的思想深度和极端性的思考亦超过此前。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因为在北京的14年，鲁迅经历了31岁到45岁，从壮年走向中年的过程，通过对这一时期鲁迅经历和作品的分析，可以把握作为一个个体思考者的鲁迅，其思想的一些特点。并对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某些状况作出一些推论。
不过对于鲁迅思想的形成与变迁的考察则应当超出这一范围，特别是童年与日本留学时期的经历，尤其是在其文学创作上，所受的日本文学传统的影响，由于专业关系，对此不进行展开讨论。
在划定的范围内，作品发表的先后顺序可能与文中所描述的思想变化过程有出入，并非是牵强附会，因为在一定的时期内，人的思想有着相当的复杂性，因而发表作品时间的先后，并不是一条绝对的思想变化的时间线。特别是在一两年这种较短的时段内。
最后，本文时间上是倒叙的，从鲁迅离开北京前回溯到“五·四”之前。逻辑上则不影响考察思想变化这一主题。因为思想的变化与时间不是呈线性关系。
二、历史的鲁迅与鲁迅需要的“历史”：《朝花夕拾》
关于鲁迅，他出生、成长的历史，现在的研究资料有相当丰富的成果，加之鲁迅抵达北京后不久就开始坚持写日记，因此很多研究也进行的相当深入。我想特别谈谈，许寿裳所作的鲁迅年谱 ，这篇文章创作于鲁迅去世不久，作者作为和鲁迅交往颇广的朋友，有机会接触到相当的第一手资料，不过有趣的是，在这篇文章中，许寿裳使用了不少鲁迅作品中的回忆，尤其在童年的部分，如“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基本上是对《朝花夕拾》中鲁迅本人关于童年回忆的概括。
从此开始，许多这方面的研究都使用了这种被叙述的材料——大体是鲁迅在北京最后的时期内所创作的 ——来叙述历史的鲁迅。于是，我们看到幼年鲁迅形象，不可避免受到45岁鲁迅的回忆与思想的影响。
这里牵涉到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鲁迅创作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应当说，从《狂人日记》起，鲁迅的小说、散文中有相当浓厚的个人的性质，常常是在用温和的讽刺笔法来“为我们自己画像”。 显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诗意”创作的活动——这里不能谈到鲁迅留学日本时期与周作人一起学习文学时所受的俄国和日本文学的影响——在小说和散文中，鲁迅所抒发的是某种情绪，一种相当个人化的经验的东西，而不是分析一个问题或者是回忆一段历史。
《朝花夕拾》中的十篇文章恰恰都是关于过去，关于“历史”的文章。因此，在鲁迅自己的笔下，自己的童年和青年生活就发生了变形，掺入了非历史的东西：《琐记》等中，鲁迅记述了他在童年时所感受到的世态炎凉，描述衍太太等人的市侩、势利嘴脸时的感受决非一个少年应有的感受；在《滕野先生》中，鲁迅“清楚地”记得当年时事电影事件的刺激与一帮“爱国青年”的侮辱和歧视，他倍感的“压抑和愤懑”也很难说是否有着45岁时鲁迅的叠影在内。
在考虑鲁迅在北京的12年所经历的诸多事件与变化的情况下，《朝花夕拾》更象是他对自己童年历史的“重写”，不仅仅是单纯回忆，还有对自己过去的重新组织和为当时他所面对的困惑、焦虑提供某些心理上“历史的”寄托。因为此时的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去回答。
二、复仇、复仇、然后……：24—26年的鲁迅
那么，鲁迅当时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他的思想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先来看几段作品：
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贫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桩致的大欢喜中。 ——《野草·复仇》
四面都是故意，可悲悯的，可咒沮的。
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野草·复仇(二)》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
但他举起了投枪。——《野草·这样的战士》
不但是作于24年年底的两篇《复仇》，在这一时期，鲁迅的许多作品中，都含着各种各样的激烈矛盾冲突，于是“复仇，成为他心理的突出情结，布满了他的文本世界。”
复仇作为一种行为/心理，重要的两个要件是复仇对象与复仇起因（如何被伤害的）以及复仇的手段。在鲁迅的作品中，复仇的对象与复仇起因似乎是重叠的。对看客复仇，因为他们是“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而且“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对统治者复仇，因为他们有统治的暴行；对背叛者，要报复他们的忘恩负义，虽然得到的是“老衰”，“寿终”，却要到“一个都不放过”的地步。在这里，鲁迅所要复仇的，很难说是具体的某个对象或者某种现象与精神，或许更象是“无物之阵”的无物：庄子说的无物累，鲁迅已然准备也如此不去理会现实——从不知正视（21年之前）到干脆视而不见的前进。
而复仇的手段呢，鲁迅在1934年致郑振铎的信中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至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在爱与死、拥抱与杀戮的矛盾选择中，由于路人的出现，复仇对象发生了突然的逆转，男女间的复仇变成了二人向路人的复仇关系。于是，在拥抱和杀戮之间，他们选择了等待，让路人在等待中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到别人的毛孔中……终至于面面相，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要向看客复仇，就是使其无戏可看，简单而有明了的复仇方式呵。
事实上，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复仇，对于鲁迅而言，不是第一次表达：阿Ｑ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那人群里发出那声“好”的喝彩，让他想起了“豺狼的嗥叫”。
阿Ｑ临死终于认清了看客那狼的本性，他没有在大庭广众中“唱一句戏”，满足看客想看“滑稽戏”的愿望，让他们感到白跟了一趟。阿Ｑ的沉默对看客来说也是一种最好的复仇。
这时期的鲁迅，在23年破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齐家”的梦想，与周作人决裂之后，其私人生活，是相当失意的，这种失意强化了21年之前就有的对生活的无力感，让他产生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感叹。而“五·四”的大潮，将鲁迅从普通的教职上卷入一场思想史中争论不休的一段历史——在他来说，是生活的现实，是他与社会发生联系的方式产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急剧的变化，是鲁迅所企盼的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文章中，他对于以往种种“革命”失败与对未来乐观的进化论观点交织在一起，可以反映的是，鲁迅在这种剧烈变化中，愈发走向一种矛盾：愿意为了“崇高”的事业去牺牲，但又从内心不明了，未来究竟如何？
于是，我们看到了，《复仇（二）》中，一个殉道者的形象：耶稣。“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与《福音书》中的原文作比较，鲁迅加入了殉道者的观感：悲悯与仇恨。这种主观的观感，联系鲁迅创作的特点，有相当部分是鲁迅自己外化于十字架上的结果吧。
耶稣绝望地发出“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的诘问和感叹。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神之子，最后却明白自己还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人之子时，便立刻陷入精神与肉体、神性与人性的双重矛盾和痛苦之中。而鲁迅也同样面对着这样的痛苦，他在家庭和公众面前，也有着乐观和绝望的冲突。这种境况下的鲁迅，焦虑于现实，最终将现实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一个绝望中的默默忍受者，为了立约而牺牲的“羔羊”。《复仇（二）》中则是一个绝望中的复仇者，一个“既然无法让钉杀者停止作恶， 那就只能用‘悲悯和绝望’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让他们（看客们）自己走向灭绝的命运” 的复仇者。
鲁迅对耶酥受难过程的内在体验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大量主观视角的感官描写，那种肉体的痛与“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的描写，无疑是有着深刻用意的，甚至就是融入了鲁迅自己的情感和态度。
这种充满矛盾与绝望的复仇欲望，是不是就是鲁迅当时的精神痛苦的内在体验的写实呢：身为普通教师的鲁迅，为什么会站到女师大风潮的尖端呢？是否和一年多以前的家庭决裂，将鲁迅继《新青年》把他从书斋拉出来之后，彻底抛向现实社会有关呢？
我们再来看一篇文章，同样写于26年的《铸剑》，对于这个文本的分析，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广平的介入与文中几个意象（包括黑衣人）都有相当的联系 。我认为，许广平的因素之外，这篇文章更集中反映的是鲁迅复仇观的另一面，复仇之后，怎么办？
两篇《复仇》和《这样的战士》中，复仇者的复仇落于复仇对象了，但之后呢？没有回答，连结果也没有任何的暗示。而《铸剑》的结尾，王的权威在三头同葬中消解了，复仇者的意志得到了贯彻，而“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的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除了隐隐的对看客的不满外，更多的还是“虚无”，复仇者与复仇行为同时结束，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前途。困境与绝望中的精神报复之意，悲悯、愤怒和报复之心，会不会变成“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绝望，变成放弃拯救的痛苦的冷漠？这个问题，是鲁迅到了南方，到了上海之后所必然要面对的了。
三、“五·四”前后：“呐喊”与“彷徨”
鲁迅在09年学成归国之后，遇到的是和在日本时的理想所截然不同的现实，特别是到北京任职之后，他已然认为，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于是投身入整理古旧之中——虽然后来回忆时，他重建了历史，将这段时期称为积蓄力量的时期。
事实上，当他参加到《新青年》编辑部后，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的贡献更多在于文学创作上，而非“新文化革命”上；他的焦点，也不再中国目前的现状，更多的是一战和袁世凯，以及他所说的“小问题”。他关心的是新旧文学形式的争论，开始思考国民性等等，但总体而言，他并不直接触及现实政治。
但随着《新青年》的分裂，以及20年代初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鲁迅开始转向行动，当23年的悲惨事件发生后，他的沮丧感（正在走向绝望的困境）和无力感，让他一贯的“进化论”观点难以忍受现实了。他日渐减少了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而转向对政治局势的关注。最初还是一种含蓄的议论，直到25年，他开始说“去吧，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华盖集·战士和苍蝇》）这样直接针对政客的尖锐话语。
最后要说的是，在鲁迅复仇的困局中，除了对于自己行动与个人心理外化的因素外，另一个来源，正是这种投入激烈的公开斗争的不安和苦闷。他常常不知方向，因而“在刺从里姑且走走”，心里则清楚“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
于是，怀着破灭的梦想、拖着伤痕累累的心灵、在对现实的无力感和精神上的困惑中，鲁迅投入了女师大风潮之中，这场风潮，起源于“五·四”，又把鲁迅打造成“五·四”文化革命精神的“继承者”。而鲁迅本人呢？则开始了他漫长的“复仇”之路。
四、结语
对于作为个体思考者的鲁迅的分析，紧紧依靠文本和有限的历史材料还是不够的，但所得到的已经是我们能得到的全部了。 而在上文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是如何从一个非行动主义的文学研究者成为一个怀着没有明确对象的强大复仇意愿、犹豫于思想却敏捷于行动、在战斗中寻找一个不可能答案的“思想家”。这一过程，或许对于“五·四” 运动时期的思想史群像有某种特殊的一般性吧。
文中引用过的文献与参考书目：
《复仇与忏悔——鲁迅心理情结探窥》，皇甫积庆，武汉教育学院学报，第17卷第4期，1998，p5-12
《“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日本）丸尾长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秦弓（翻译）
《精神复仇的两种悖反形式———鲁迅的两篇同名散文〈复仇〉的另一种解读》， 刘雨，《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p33-35
《鲁迅全集》， 上海，1957年。
《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 乐黛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鲁迅在北京》，陈漱渝，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鲁迅传略》，朱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鲁迅比较研究》，（日）藤井省三，陈福康（编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社会处方总览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解剖》，张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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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临名辈共论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写完后发现完全是四不象，不是文论也不是史论，也不像人物传记，看来今后3年读研有的苦了……
想读研的英语一定要好，不单是考试，现在有感触了。——以上题外话。
思考者的内在世界并不是仅仅属于某一个确定的人的世界，而是属于普遍的精神的世界——题记
一、一些概念与说明
本文用“五·四” 运动作为标志仅仅是服从于一种普遍的历史观点，即“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分割线般的标志，在文中所要讨论的鲁迅的复仇观的分析上，这一事件的影响更大程度上是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外部环境，造成了一些特别的与鲁迅有关的事件，从鲁迅参与《新青年》到后来的“女师大事件”，鲁迅的私人与公众生活都被卷入其中。这些事件对于鲁迅思想与他“别致”的复仇观作为助燃剂与导火索的意义要大于“五·四”本身所包含的“启蒙”与“救亡”的主题。
本文所使用的鲁迅作品的上下限为1912年和1926年，即鲁迅在北京的14年。其中又可以分为两大段，则大概以1921年，鲁迅写信反对《新青年》“不谈政治”为界。在前后两个阶段中，鲁迅作品中对于社会现实关注程度有相当的反差。此外，23年的兄弟反目和24年年末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使得鲁迅的作品愈加偏向论战性，有的篇章中所流露的思想深度和极端性的思考亦超过此前。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因为在北京的14年，鲁迅经历了31岁到45岁，从壮年走向中年的过程，通过对这一时期鲁迅经历和作品的分析，可以把握作为一个个体思考者的鲁迅，其思想的一些特点。并对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某些状况作出一些推论。
不过对于鲁迅思想的形成与变迁的考察则应当超出这一范围，特别是童年与日本留学时期的经历，尤其是在其文学创作上，所受的日本文学传统的影响，由于专业关系，对此不进行展开讨论。
在划定的范围内，作品发表的先后顺序可能与文中所描述的思想变化过程有出入，并非是牵强附会，因为在一定的时期内，人的思想有着相当的复杂性，因而发表作品时间的先后，并不是一条绝对的思想变化的时间线。特别是在一两年这种较短的时段内。
最后，本文时间上是倒叙的，从鲁迅离开北京前回溯到“五·四”之前。逻辑上则不影响考察思想变化这一主题。因为思想的变化与时间不是呈线性关系。
二、历史的鲁迅与鲁迅需要的“历史”：《朝花夕拾》
关于鲁迅，他出生、成长的历史，现在的研究资料有相当丰富的成果，加之鲁迅抵达北京后不久就开始坚持写日记，因此很多研究也进行的相当深入。我想特别谈谈，许寿裳所作的鲁迅年谱 ，这篇文章创作于鲁迅去世不久，作者作为和鲁迅交往颇广的朋友，有机会接触到相当的第一手资料，不过有趣的是，在这篇文章中，许寿裳使用了不少鲁迅作品中的回忆，尤其在童年的部分，如“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基本上是对《朝花夕拾》中鲁迅本人关于童年回忆的概括。
从此开始，许多这方面的研究都使用了这种被叙述的材料——大体是鲁迅在北京最后的时期内所创作的 ——来叙述历史的鲁迅。于是，我们看到幼年鲁迅形象，不可避免受到45岁鲁迅的回忆与思想的影响。
这里牵涉到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鲁迅创作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应当说，从《狂人日记》起，鲁迅的小说、散文中有相当浓厚的个人的性质，常常是在用温和的讽刺笔法来“为我们自己画像”。 显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诗意”创作的活动——这里不能谈到鲁迅留学日本时期与周作人一起学习文学时所受的俄国和日本文学的影响——在小说和散文中，鲁迅所抒发的是某种情绪，一种相当个人化的经验的东西，而不是分析一个问题或者是回忆一段历史。
《朝花夕拾》中的十篇文章恰恰都是关于过去，关于“历史”的文章。因此，在鲁迅自己的笔下，自己的童年和青年生活就发生了变形，掺入了非历史的东西：《琐记》等中，鲁迅记述了他在童年时所感受到的世态炎凉，描述衍太太等人的市侩、势利嘴脸时的感受决非一个少年应有的感受；在《滕野先生》中，鲁迅“清楚地”记得当年时事电影事件的刺激与一帮“爱国青年”的侮辱和歧视，他倍感的“压抑和愤懑”也很难说是否有着45岁时鲁迅的叠影在内。
在考虑鲁迅在北京的12年所经历的诸多事件与变化的情况下，《朝花夕拾》更象是他对自己童年历史的“重写”，不仅仅是单纯回忆，还有对自己过去的重新组织和为当时他所面对的困惑、焦虑提供某些心理上“历史的”寄托。因为此时的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去回答。
二、复仇、复仇、然后……：24—26年的鲁迅
那么，鲁迅当时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他的思想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先来看几段作品：
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贫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桩致的大欢喜中。 ——《野草·复仇》
四面都是故意，可悲悯的，可咒沮的。
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野草·复仇(二)》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
但他举起了投枪。——《野草·这样的战士》
不但是作于24年年底的两篇《复仇》，在这一时期，鲁迅的许多作品中，都含着各种各样的激烈矛盾冲突，于是“复仇，成为他心理的突出情结，布满了他的文本世界。”
复仇作为一种行为/心理，重要的两个要件是复仇对象与复仇起因（如何被伤害的）以及复仇的手段。在鲁迅的作品中，复仇的对象与复仇起因似乎是重叠的。对看客复仇，因为他们是“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而且“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对统治者复仇，因为他们有统治的暴行；对背叛者，要报复他们的忘恩负义，虽然得到的是“老衰”，“寿终”，却要到“一个都不放过”的地步。在这里，鲁迅所要复仇的，很难说是具体的某个对象或者某种现象与精神，或许更象是“无物之阵”的无物：庄子说的无物累，鲁迅已然准备也如此不去理会现实——从不知正视（21年之前）到干脆视而不见的前进。
而复仇的手段呢，鲁迅在1934年致郑振铎的信中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至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在爱与死、拥抱与杀戮的矛盾选择中，由于路人的出现，复仇对象发生了突然的逆转，男女间的复仇变成了二人向路人的复仇关系。于是，在拥抱和杀戮之间，他们选择了等待，让路人在等待中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到别人的毛孔中……终至于面面相，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要向看客复仇，就是使其无戏可看，简单而有明了的复仇方式呵。
事实上，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复仇，对于鲁迅而言，不是第一次表达：阿Ｑ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那人群里发出那声“好”的喝彩，让他想起了“豺狼的嗥叫”。
阿Ｑ临死终于认清了看客那狼的本性，他没有在大庭广众中“唱一句戏”，满足看客想看“滑稽戏”的愿望，让他们感到白跟了一趟。阿Ｑ的沉默对看客来说也是一种最好的复仇。
这时期的鲁迅，在23年破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齐家”的梦想，与周作人决裂之后，其私人生活，是相当失意的，这种失意强化了21年之前就有的对生活的无力感，让他产生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感叹。而“五·四”的大潮，将鲁迅从普通的教职上卷入一场思想史中争论不休的一段历史——在他来说，是生活的现实，是他与社会发生联系的方式产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急剧的变化，是鲁迅所企盼的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文章中，他对于以往种种“革命”失败与对未来乐观的进化论观点交织在一起，可以反映的是，鲁迅在这种剧烈变化中，愈发走向一种矛盾：愿意为了“崇高”的事业去牺牲，但又从内心不明了，未来究竟如何？
于是，我们看到了，《复仇（二）》中，一个殉道者的形象：耶稣。“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与《福音书》中的原文作比较，鲁迅加入了殉道者的观感：悲悯与仇恨。这种主观的观感，联系鲁迅创作的特点，有相当部分是鲁迅自己外化于十字架上的结果吧。
耶稣绝望地发出“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的诘问和感叹。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神之子，最后却明白自己还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人之子时，便立刻陷入精神与肉体、神性与人性的双重矛盾和痛苦之中。而鲁迅也同样面对着这样的痛苦，他在家庭和公众面前，也有着乐观和绝望的冲突。这种境况下的鲁迅，焦虑于现实，最终将现实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一个绝望中的默默忍受者，为了立约而牺牲的“羔羊”。《复仇（二）》中则是一个绝望中的复仇者，一个“既然无法让钉杀者停止作恶， 那就只能用‘悲悯和绝望’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让他们（看客们）自己走向灭绝的命运” 的复仇者。
鲁迅对耶酥受难过程的内在体验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大量主观视角的感官描写，那种肉体的痛与“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的描写，无疑是有着深刻用意的，甚至就是融入了鲁迅自己的情感和态度。
这种充满矛盾与绝望的复仇欲望，是不是就是鲁迅当时的精神痛苦的内在体验的写实呢：身为普通教师的鲁迅，为什么会站到女师大风潮的尖端呢？是否和一年多以前的家庭决裂，将鲁迅继《新青年》把他从书斋拉出来之后，彻底抛向现实社会有关呢？
我们再来看一篇文章，同样写于26年的《铸剑》，对于这个文本的分析，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广平的介入与文中几个意象（包括黑衣人）都有相当的联系 。我认为，许广平的因素之外，这篇文章更集中反映的是鲁迅复仇观的另一面，复仇之后，怎么办？
两篇《复仇》和《这样的战士》中，复仇者的复仇落于复仇对象了，但之后呢？没有回答，连结果也没有任何的暗示。而《铸剑》的结尾，王的权威在三头同葬中消解了，复仇者的意志得到了贯彻，而“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的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除了隐隐的对看客的不满外，更多的还是“虚无”，复仇者与复仇行为同时结束，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前途。困境与绝望中的精神报复之意，悲悯、愤怒和报复之心，会不会变成“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绝望，变成放弃拯救的痛苦的冷漠？这个问题，是鲁迅到了南方，到了上海之后所必然要面对的了。
三、“五·四”前后：“呐喊”与“彷徨”
鲁迅在09年学成归国之后，遇到的是和在日本时的理想所截然不同的现实，特别是到北京任职之后，他已然认为，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于是投身入整理古旧之中——虽然后来回忆时，他重建了历史，将这段时期称为积蓄力量的时期。
事实上，当他参加到《新青年》编辑部后，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的贡献更多在于文学创作上，而非“新文化革命”上；他的焦点，也不再中国目前的现状，更多的是一战和袁世凯，以及他所说的“小问题”。他关心的是新旧文学形式的争论，开始思考国民性等等，但总体而言，他并不直接触及现实政治。
但随着《新青年》的分裂，以及20年代初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鲁迅开始转向行动，当23年的悲惨事件发生后，他的沮丧感（正在走向绝望的困境）和无力感，让他一贯的“进化论”观点难以忍受现实了。他日渐减少了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而转向对政治局势的关注。最初还是一种含蓄的议论，直到25年，他开始说“去吧，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华盖集·战士和苍蝇》）这样直接针对政客的尖锐话语。
最后要说的是，在鲁迅复仇的困局中，除了对于自己行动与个人心理外化的因素外，另一个来源，正是这种投入激烈的公开斗争的不安和苦闷。他常常不知方向，因而“在刺从里姑且走走”，心里则清楚“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
于是，怀着破灭的梦想、拖着伤痕累累的心灵、在对现实的无力感和精神上的困惑中，鲁迅投入了女师大风潮之中，这场风潮，起源于“五·四”，又把鲁迅打造成“五·四”文化革命精神的“继承者”。而鲁迅本人呢？则开始了他漫长的“复仇”之路。
四、结语
对于作为个体思考者的鲁迅的分析，紧紧依靠文本和有限的历史材料还是不够的，但所得到的已经是我们能得到的全部了。 而在上文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是如何从一个非行动主义的文学研究者成为一个怀着没有明确对象的强大复仇意愿、犹豫于思想却敏捷于行动、在战斗中寻找一个不可能答案的“思想家”。这一过程，或许对于“五·四” 运动时期的思想史群像有某种特殊的一般性吧。
文中引用过的文献与参考书目：
《复仇与忏悔——鲁迅心理情结探窥》，皇甫积庆，武汉教育学院学报，第17卷第4期，1998，p5-12
《“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日本）丸尾长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秦弓（翻译）
《精神复仇的两种悖反形式———鲁迅的两篇同名散文〈复仇〉的另一种解读》， 刘雨，《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p33-35
《鲁迅全集》， 上海，1957年。
《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 乐黛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鲁迅在北京》，陈漱渝，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鲁迅传略》，朱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鲁迅比较研究》，（日）藤井省三，陈福康（编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社会处方总览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解剖》，张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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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临名辈共论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